西藏自治区现存的《中夏民国二十年》等民国时期的木匾，是中华民族先民开疆拓土的雪泥鸿爪，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就笔者视野所见，尚未见有专门研究，故而笔者撰写此抛砖引玉之文，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珍贵的《中夏民国二十年》、“壬申季春”等二匾

刻于民国时期、现存西藏自治区的两块民国木匾，原存放于拉萨东郊纳金乡藏热村北面山麓汉族墓地之侧的土地庙。本文命名二匾为“《中夏民国二十年》”匾、“壬申季春”匾，一残缺、一完好。

刻于民国二十年（1931）的“《中夏民国二十年》”匾[1]，现存者已经被劈为两块，匾长97厘米，残宽47厘米，个别字已脱落不存。兹照录匾文（以下称“匾一”，标点系新加，匾文不清处以“□”表示）：

“夫天下之事，盛而后衰，衰而后盛，坟地肇自前清乾隆，至今时或毁□□□复之，无非□感而已矣。王子民汉初兴，汉□矣。□□□数月，国军□为之一毁矣。留藏人民虽经□去名□建小屋，聊□防风避雨，停息炊爨之所，概□□焉。□事诸□有鉴□化，工资维持，组织始有其所，□□当日人开□□小□资，各会及诸右子衔各，登榜永垂，为后复扩而充之。

四川戴学礼题                            衔名捐款

义济大会三百两；忠孝大会一百五十两；新盛大会一百五十两；孝义大会一百二十五两；孙祖大会一百一十两；土地大会八十两；谭云山一百两；擦戎噶隆二十五两；阿批噶隆二十五两；仔本龙厦三十两；仲巴甲萨二十两；仔本程文渊五十两；清真寺五十两；农务长打让笃巴十两；农务上洛三洛布七两五钱；（云南）保正桑卓廷十两；（云南）保正和明齐五两；（四川）保正胡易安五两；（京）德茂永五十两；解文会五十两；（商）兴盛合五十两；世顺合五十两；洪记茶庄三十两；长兴昌三十两；恒盛公三十两；庆丰和三十两；宗本旺主仓三十五两；蔡仲廉二十两；德丰和十两；岳义安十两；德盖王祖本十五两；古旭札巴纳二十两；古旭取米纳十两；田青山十二两；巫静臣十五两；李成基十两；（闵巳康、取吉纳）土丹顿宇十两；鹿马领、朱登榜十五两；戴寿林上粗椽子两根；张同武二十两；福裕兴十两；聂王成十两；马有贵十两；王仁和七两五钱；练福海八两；张治泰六两；阎国铭七两五钱；桑他步纳、四朗射皆十两；李九九十两；杨子豫五两；牛星田五两；周献奇五两；德庆号五两；毛方藻五两；张嫂布母阿奶十两；张应龙五两；王占魁六两、全祠彩画；徐嘉霖五两；邹占云五两；张国才五两；王三女六两；黄大嫂五两；刘云峰五两；周盛堂五两；曹玉春五两；裕顺祥五两；杨向卿五两；（京商）义生昌五两；降京取美边马五两；廖顺娃五两；李占标四两五钱；王天寿四两五钱；向子清方桌□张；米永祥四两五钱；戴永和三两；傅召南三两；夏泽富遣番兵□名做工；李瑞林一两；阮占春一两；王光祖一两；马名扬一两；杨翰章一两；杨翰卿一两；曹联五一两；纳噶仓一两；登多幼一两；王有□一两；阎五□一两；柴春茂一两；李先春一两；何风吉一两；练嫂央纪一两；瞿永忠一两；张凯勋一两；马有德一两；谭江古旭一两；马嫂纪巴一两；阿布旺兽一两五钱；周福一两；岂嘉一两；罗得胜七钱五分；岗祖七钱五分；沈寿山六钱；瞿嘉珍六钱；何永超六钱，门扣二双；包济荣七钱；赵文林五钱；刘天寿五钱；钟昌林五钱；徐嘉富五钱；王福德五钱；戴金山五钱；蒋正元五钱；尚光信五钱；郭基胜五钱；汪湛恩□钱五分；李登云五钱；刘嫂阿当五钱；黄有才五钱；龙嫂五钱；刘万胜五钱；马嫂仓贞五钱；陈开基五钱；徐嫂五钱；邱青云五钱；赵登第五钱；王四娃五钱；钟得富五钱；施雨霖五钱；牟嘉祥五钱；张禄富五钱；李万富五钱；张天全五钱；麻青臣五钱；朱长林五钱；宋宝保五钱；马如轩五钱；吹哥排长名鸠五钱；傅青山五钱；杨元林五钱；牟嫂四钱；李永寿三钱五分；王定国三钱；赵冬寿三钱；米永寿三钱；陈玉龙三钱；薛少康三钱；段嘉珍三钱；杨铭三钱；汤娘三钱；陈元三钱；唐得明三钱；三朗□木二钱；戴□福一钱五分；周世昌五钱；曹寿昌四十两；穆嘉珍二两；孃上噶五分。以上总共银贰仟五百零拾两五钱。中夏民国二十年   月立”

刻于“壬申”（民国二十一年，1932）的“壬申季春”匾[2]，则保存完好，长97厘米，宽60厘米，竖行右起。兹照录匾文（以下称“匾二”，标点系新加）：

“谨将重修土地庙所需木料、土石，人工转运脚价以及各项用款开列如左：栋梁叁拾壹根，共价银壹佰壹拾肆两四钱；大小椽子共四佰二十九根，共价银壹佰陆拾玖两七钱二分五厘；转运木料脚价，共银壹拾壹两五钱；筑造土砖三千四百四十三块，共工银伍拾壹两四钱；开取石头七千一百四十块，共工银壹佰肆拾贰两八钱；转运石头脚价，共银壹佰捌拾壹两伍钱；石板六百零壹块，共价银叁拾肆两五钱五分；大小木板二十二块，共价银肆拾叁两六钱七分五厘；做椽棍洋货箱子共一百六十六个，共银壹百壹拾陆两贰钱；小工所用锄铲、背兜各项器用货钱及超工完工各赏号并监工沈寿山用费共银贰佰伍拾贰两三钱五分；木匠大工头一名二十三天工，共银伍拾柒两五钱；木匠小工头一名二十三天工及茶水钱，共银叁拾肆两八钱；小木工二名共二十四天工，共银叁拾贰两五钱五分；石匠大工头一名三十二天工，共银捌拾两正；石匠小工头一名二十八天工及茶水钱，共银肆拾壹两一钱；小石工五名共五十九天及茶水钱，共银玖拾两正；泥匠一名十五天及茶水钱，共银贰拾两零二钱五分；小工三十名共七百八十六天及茶水钱，共银肆百柒拾贰两五钱；请喇嘛开光经资银二十元；买桐油贰两肆钱；守坟布阿乃转运各项应用脚价共银伍两。以上总共用去钱贰干壹百伍拾伍两肆钱伍分。监工首事人：岳国清  沈长青  胡文志  李华亭   和湘  柴春茂  赵文林瞿永忠王国辅  周有庆等。同心协力，得赖神庥。中华民国岁次壬申年季春吉立。”

二、匾文分析

从上述两块匾文看来，二匾分别刻于“中夏民国二十年”（1931）、“中华民国岁次壬申年”（1932），在时间上相近。

二匾原系安放于拉萨市东郊纳金乡藏热村“汉族墓地”侧土地庙，如匾一所言“坟地肇自前清乾隆”，在“汉族墓地”出现的清代，中国是以满族为最高统治上层的多民族国家，如藏族学者指出的，当时“清军本身就是一支由满、汉、蒙等多民族组成的军队”[3]，因而所谓“汉族墓地”，实际上是笼统的说法，也包括了多民族组成的军人，以及驻藏大臣下属、部分商人的尸骨，由来已久。根据现存《大清西竺义冢碑记》，知汉族墓地在清代称为“大清西竺义冢”，系钦差驻藏大臣松筠于乾隆六十年（1795），率领“暨阖藏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捐赀采购中陇荒地一所，周围共计四百五十四丈，界址分明。原备以兵民病故者为寄葬之区，尚曾竖碑为志”；后来碑毁，到了嘉庆十九年（1814年），“钦差驻藏大臣、礼部左侍郎，正白旗蒙古副都统”瑚图礼（即驻藏大臣），乃重新修葺，“八面插立灰椿，重立碑记，镌刻衔名，建盖碑亭一所，造修石桥二道”[4]，碑记即《大清西竺义冢碑记》，今存。到了晚清，又在汉族墓地旁建土地庙一座。进入民国，旅藏汉回民众多次重新修整墓地、土地庙，并刻有多块木匾。在1937年，入藏的汉僧仍然得知“旅藏的汉人，死后往往仍是装棺材殓葬，保持原来的风俗”[5]，所以，当时汉族墓地一直被使用着。

1、民间文化

“匾二”明确说明了是为“重修土地庙所需”的各式人力、物力，如“木料、土石，人工转运脚价以及各项用款”等；“匾一”则记载了当事人之一的王占魁除了捐献藏银六两外，还义务为“全祠彩画”、戴寿林“上粗椽子两根”、何永超捐献藏银六两及“门扣二双”、向子清捐献“方桌□张”等，可见，当时拉萨纳金乡藏热村早就建有雕梁画栋的“土地庙”。据考证，这一土地庙似始建于清嘉庆（1796—1820）后期[6]，到了晚清、民国，旅藏汉回民众多次重新修整墓地、土地庙，并刻有多块木匾。土地庙今尚残存[7]。

据现存《大清西竺义冢碑记》等碑、匾史料，可知土地庙甲寅年（1914）曾重“塑土地神像”等；1932年拉萨“重修土地庙”[8]。由此，重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于1940年3月3日，“到汉人坟致祭”，目睹拉萨郊区汉人墓“墓前有土地庙一所”，“则民国十一年留藏孑遗汉人醵赀所建，有碑记，乃在地中掘出，内叙和琳、松筠创建事迹。庙侧有土屋一座，败瓦颓垣，以备看墓人栖止”，“今日义冢基址宏大，犹见前代规模”[9]。这一土地庙是当地诸汉庙中较大且有一定名望者，也是当地汉族人民祭祀先人时往往兼祭的坛庙，并成为当地藏汉人民抽签打卦的地方，举行的诸种祭祀活动生动且吸引人，这种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到了1959年才停止。

此外，位于拉萨市吉日居委会辖区内的吉日关帝庙（又称“云南庙”），庙中主供关帝，亦供有土地神，一直到1959年时该庙仍受人烧香、叩拜。[10]

土地庙又称“土地祠”，是祭祀土（地）神之所，近代内地各县均有土地祠，稍发达的县下的乡镇亦设有此祠。土地神崇拜是世界许多民族原始宗教中的普遍现象，在藏族的原始宗教中，亦有这一观念。藏族认为，土地神就是居住在地上的神，是土地的主人，藏语称“典玛”，即土神之意，它管理着地上生长的一切植物，包括花、草、果树等。在苯教的《十万白龙经》中，典玛住在须弥山顶的五宝莲花垫上。[11]拉萨的藏热村等地的土地庙系中原文化的产物，属于民间文化，拉萨的土地庙显然是入藏的满、汉等各族人士传入。如吉日关帝庙是清代中期以后，一批来自云南的皮革加工工人到了拉萨传扬皮革加工手艺，有力地促进了西藏民间皮革手工业。噶厦政府为了鼓励这批工匠，拨了一块空地让他们修建了关帝庙。从此后，凡在拉萨做生意的云南籍商人，不管其家境贫富与否，均需捐献金钱用于该关帝庙的扩建，由此被拉萨人称为“云南庙”，配供有土地神。汉族墓地侧土地庙的修建亦应类似。

2、旅藏汉裔

就西藏自治区而言，藏族与门巴族、珞巴族是世居民族，此外历史上有其它民族移居；即以西藏的中心城市拉萨而言，也非纯粹藏族聚居之地，各地的满、汉、回等各族人民长期存在。自唐蕃通婚以来，便有汉族进入西藏，历经宋、元、明各代不绝。

在清代前期，汉族较大规模的进入藏区。随着清朝多次用兵西藏及在交通线设置台站，以及粮务、游击、千总、把总等文武官员的任命，大量军队驻扎于藏区各地。部分官兵退役后，就逐步在当地定居下来，并与当地藏族通婚育有子女。时间一久，许多驻兵在驻地附近开垦荒地或做些小生意，并逐步定居下来[12]。对此，民国时期西藏昌都总管府汉文秘书王廷选（任芝）在所撰的《昌都历史述》中归纳得十分精辟：清代驻扎的士兵初为川、滇两省分选，“因川、滇制兵时起冲突”，驻防昌都之兵全由四川抽调，“每三年调换一次，以均劳逸之计。后乃制兵渐有家室牵绊，每届调换，退除名粮，即为土著。久之，三年一换之例，化为乌有。现今之昌都八十余家汉人，皆为前清制营之遗种也”[13]，与此大约同时的戴新三，在《日喀则鸟瞰》一文之记载较详：“民国33年，日喀则市区人口之中，有土著之汉人36户，男女共计127人，另有与藏人同化之混血种31人，此等汉人均系前清驻防兵丁之后裔”[14]。所以，清代驻藏川军及官员与藏族妇女通婚生子，留于藏地，或本人任满仍留居藏地的情况，早已有之。[15]到晚清，四川新军入藏之前，拉萨、昌都、日喀则等屈指可数的几个西藏大城市，是旅藏汉回各族的主要聚居地，拉萨住有汉族二三千之众[16]。

从晚清开始，西藏回族在行政上被纳入汉族体系，在当时入藏的游记、现今西藏自治区的清代档案中，均有确凿的记载。光绪26年（1900）入藏的沙俄布里雅特蒙古人崔比科夫，在朝圣拉萨后，记载当时拉萨汉、回民情况说：“拉萨共有将近一万常住居民，他们中大多数当然是藏族，……汉人在数量上居第二位，大部份来自四川省。回民骚乱时跑到西藏去的中国穆斯林，也被列入了汉人之中。来到拉萨后，这些穆斯林在宗教上加入了克什米尔人的团体，而在行政方面则加入了汉人团体。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真正的汉族人，与由藏族母亲生下的汉人后裔相比较，要少得多。”[17]笔者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查的清代档案，亦作如是观。[18]由此看来，在藏区的汉回联系比在内地更加紧密，由此，重修土地庙时，出现了“清真寺五十两”的捐献，也就顺理成章了。

民国时期《西藏史地大纲》记录了当时西藏的汉族、其他少数民族的活动：“拉萨住民中藏人最多，汉人在清朝有二千，蒙人一千，尼泊尔人约八百，不丹人约五十。经商者，汉人常有二三千人，包括滇人和川、陕人，还有新疆、蒙古及西伯利亚、印度等地人亦常往来不绝”。[19]当时曾数次造访拉萨的英国殖民主义者贝尔（C.Bell）亦亲见拉萨“不纯粹是一个西藏人的城市。这里有从西伯利亚边境和西伯利亚本土来的蒙古人，从中国很多省份来的中国人，来自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的人，来自中国土尔其斯坦（新疆）的人以及来自西藏边远地区的西藏人。这种情况，在锡金或大吉岭是很难见到的”[20]。可见，民国时期拉萨的旅藏汉回各族已经颇具规模。与此同时，西藏的昌都等地汉、回等族也旅居多年，并建有社会团体组织[21]。

从“匾一”记载看来，1931年在拉萨的汉族（包括少数回族）人数不少，仅以个人（不含保正）而言，从谭云山、王三女、徐嫂等名字看来，汉族（回族）男女个人计有108人，其中王姓9人，李姓8人，张姓7人，杨姓6人，马、陈、刘、戴、周等姓依次递减。从名字看来，米永祥与米永寿、马有德与马有贵、杨翰章与杨翰卿或杨向卿，捐献数目接近，或是一家；其中，一些后来有名望的汉商亦见，如开设在八角街的“文发隆”商店，“东家”（即所有人）为解文会[22]，捐献了五十两。

而且，在拉萨的汉族的多个社团组织也得以从匾文中反映出来。“匾一”透露的汉族社团组织有6个：义济大会、忠孝大会、新盛大会、孝义大会、孙祖大会、土地大会；尤其是孝义大会、土地大会，影响很大。在民国七年（1918）“民七事件”后，藏区各地的汉回族成立了多个社团组织，如在藏东的昌都影响最大的是“孝义会”，系定居的汉回移民共同建立的组织，当地藏话称“孝义会”为“甲西法”，意为“汉族的团体”[23]，这一清代己成立的昌都驻兵组织，在1918年民国七年（1918）“民七事件”后重新改组，当时有会员90多家，数百人之众，由于有昌都强巴林寺第二大呼图克图谢瓦拉之父为后台，该会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孝义大会、土地大会等汉、回族组织设有会长一人，以有文化、有口才、德高望重者担任；副会长一人，会首若干人，其工作是管理会内一切事务，如放债、派汉民支差等。

“匾一”透露的汉族商号或商家有11个：德茂永、义生昌、兴盛合、世顺合、洪记茶庄、长兴昌、恒盛公、庆丰和、德庆号、德丰和、裕顺祥，其中前两个注明为“京商”即北平商人，庆丰和为晚清云南著名的茶叶商家。在民国拉萨的汉商，来自陕西、四川、云南、青海、北京等地。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的随员朱少逸，从1939年11月起，在拉萨停留了五个月，与当时居住在拉萨的汉族人过从甚多。他在《拉萨见闻记》一书记载了自己的耳闻目睹[24]：“拉萨汉人，连同土生者在内，约有二千人之谱。分为四帮：一曰平帮，即北平商人，计有兴记、洪记、铸记、明记、泰昌兴等七家，约五六十人，业绸缎、瓷器及北平玩物，资本雄厚，生意鼎盛，店房既极堂皇，店友服饰亦甚整洁，拉萨世家官吏，乐与往来。……次为回帮，即回教商人，约二、三百人，多经营杂货业，亦有在藏政府内任事者，如热振之翻译马宝轩及噶厦之翻译马和堂是，因宗教关系，团结颇坚。再次为滇帮，约百余人，以贩运滇茶为主要营业，有资本达数十万者，惟精神散漫。再次为川帮，人数最多，在一千以上，但其生活亦最苦，屠牛收尸，无所不有。彼等多系清末驻藏戍兵之流落藏境者。壬子事变后，一部份川军取道印度回返内地，一部份则于混乱中遭藏人之屠杀。及达赖回抵拉萨，始下令保护，并将残余者交由农务局管理。……彼等至不敢自承为汉人，直至最近数年，情形始好转，然多已娶土妇，生子女且不懂汉语矣。”

　　朱少逸对于当时旅藏汉族情况相当详细的描述说明：第一，拉萨回族被视为汉族，匾一记载的捐献人“马如轩”，未详与“热振之翻译马宝轩”[25]有否亲属关系；第二，藏汉同婚，事例比较多；第三，拉萨的汉族，包括来自不同地域的四帮，以经商为业不少。匾一记载的个人捐献大户、北京商人解文会，就是八角街“文发隆”商店的“东家”（所有者），他委任叶茂青（原名叶增隆）为第一任“掌柜”（经营者）[26]。

民国旅藏北平商人的店员，也在回忆录证实了此点。韩修君撰《北京商人在拉萨》一文说：“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商人陆续在八角街开了六七家商号。所有北平商号加起来，人员不很多，二十多人常住拉萨，一部份人住帕里和印度，负责转运货物”，其中，店名、所有者、经营者等情况是[27]：“德茂永，东家、掌柜都是张福田；玉记，东家、掌柜都是张春台；义发隆，东家解文会，掌柜叶茂青，民24年前后开市。兴记，东家解文会；义生昌、喜马伦，东家邦达昌，掌柜梁子质；裕盛永，掌柜刘万荣。”这一材料与匾一所载相合。匾一提到的拆为木材使用的“洋货箱子”指装运印度、尼伯尔等外国货物的包装箱，民国时期，除了汉回商人外，来自康巴、安多等藏区的“邦达昌”、“桑都昌”与拉萨的噶厦的重要官员、巨商擦戎·达桑占堆等人也在做着大买卖。

此外，“匾一”记载的捐献人还有“（云南）保正桑卓廷”、“（云南）保正和明齐”、“（四川）保正胡易安”，民国出任驻藏办事处主任秘书，后来又以副处长兼代处长的陈锡璋，所撰《西藏从政纪略》一文颇具参考价值。文中指出：“川帮和回帮大部份是前清驻军小官吏及士兵的后裔，在拉萨落户。西藏政府于每帮中指定二人，充当‘保正’，替它当差。”[28]1939年，进藏的汉僧邢肃芝（法号碧松、藏名洛桑珍珠）在西藏江达宗（今工布江达县，位于拉萨市的东北部），看见“除土人外还有不少前清汉人的后裔。有一位叫马文才的汉人，己经七十多岁，精通汉藏两种语文，在江达邮局担任书记，月薪是藏银九两。他和藏女结婚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如今都是喇嘛……。另有一位蔡君，原籍成都，来江达己有四十多年，家道小康，……两位先生兼通汉藏语文，在江达汉人中算是佼佼者，江达的汉人社会仍旧遵守着旧习俗，还有保正制度。”[29]。结合学界的研究[30]，可见当时西藏境内的汉族的管辖模式与内地的“保正制度”接近，换言之，“保正制度”“替它（西藏地方政府）当差”，在基层单位上管辖着在藏汉族，掌握了在藏汉族的部分管辖权。

至于旅藏汉回的生计，除了经商外，还有种菜、做豆腐、理发、开烟馆和甜茶馆等，当时的经历者回忆：“四川商人数目最多，据说都是清朝衙门里的人，或是清末赵尔丰、钟颖的部下，他们大都住在河坝林和鲁布一带，一般是种菜、做豆腐、理发、开烟馆和甜茶馆。”[31]这也为上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史料所映证：当时“住在拉萨附近的汉人，多开辟园圃，栽种蔬菜，有白菜、辣椒、芥菜、葱、蒜、萝卜等，尤其是萝卜，长得非常肥硕，味道很好”[32]。

3、民族团结

“匾一”记载的捐献人出现了西藏地方的各级官员。属于高级的有“噶隆”（即噶伦）擦戎、阿批二人，各捐二十五两；“仔本”（相当于财政局长）龙厦、程文渊二人，分别捐了三十两、五十两；还有“仲巴”甲萨；“农务长”（索朗列空即农业局的局长）打让笃巴等人，“宗本”（县长）旺主仓，藏军下级军官“吹哥排长名鸠”。可以看到，当时藏汉回等民族关系是基本融洽的。

至于“夏泽富遣番兵□名做工”，知有藏兵多人受长官之遣，前来“做工”；还有一些藏族同胞的官民身份不详，计有：德盖王祖本、古旭札巴纳、古旭取米纳、（闵巳康、取吉纳）土丹顿宇、桑他步纳、四朗射、降京取美边马、纳噶仓、登多幼、谭江古旭、阿布旺兽、岂嘉、岗祖、三朗□木、孃上噶等十余人。

值得注意的是，“匾一”记载的捐献人出现了藏汉通婚的家庭：从名字看，“张嫂布母阿奶”、“练嫂央纪”、“马嫂纪巴”、“刘嫂阿当”、“马嫂仓贞”，应是藏汉（回）联姻家庭中的藏族主妇的称谓，她们的丈夫很可能就是同一匾文（“匾一”）中提到的练等姓男子（如“练福海”）。通婚的原由等情况已见前述。

“匾二”所说的“请喇嘛开光”，用去了“经资银二十元”，表明在土地庙修缮一新的竣工之日，邀请了藏族僧人前来主持宗教仪式，这既是在藏区的变通之举，也是参加土地庙修建的捐助者中，有藏族妇女及藏汉通婚的后裔的自然要求。

三、结语

从元代以来，西藏地区成为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汉之间的各种交流更加密切，藏族同胞前往内地经商、居住者颇多，而内地汉、回等其他各族前往藏区者亦日益频繁。历届中央政府注意保护在内地的藏族同胞，亦时刻关注着旅藏汉族的福祉，就民国时期而言，南京、重庆国民政府更是相当重视旅藏汉族的安康，如前述，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于1940年3月3日到汉族墓地“致祭”后，在4月10日接见噶伦彭许时，反复说明“西藏政府应维护旅拉萨之汉族百姓，否则将来必影响汉藏关系甚大”；4月14日，吴忠信于起程东返之行前，接见西藏地方官员龙图嘉错，嘱其转告热振三事，其中第三件是：“中央所希望热振者，一，保护旅藏汉族百姓：二、恢复交通等事。”[33]在这一背景下，深受藏传佛教影响的西藏地方政府各级官员，对于汉族墓地及土地庙等，自然格外宽容，从完成于“中夏民国二十年”、“壬申季春”的两块匾文的记载看来，拉萨土地庙在修建中，西藏地方政府、民间均出财出力，有不同程度的参预；而且建成后，前往者除了汉族外，还有汉族后裔，常年香火不绝，直到“文化大革命”，旧址今存[34]，反映出在近代祖国内地面对着内外交困、边疆危机的多事之秋，藏汉回兄弟民族的交流并未因此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正如台湾省学者指出的“汉族移住藏地，或藏族入居内地，自古以来史不绝书。双方人员往来，血统交融，从未因政治环境恶化而中止”[35]，拉萨的这两块木匾，正是一大明证。

从两块民国匾文可以看到，拉萨土地庙的始创及多次整修，以及平日不绝的香火，将祖国内地的文化生动活泼地展现在拉萨藏族同胞面前，经过常年的耳濡目染、藏汉的不断通婚，在使拉萨土地庙被赋予“喇嘛开光”等藏式特色的同时，也使少数藏族同胞认可了土地庙，这样一来，拉萨土地庙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也就成为了民间文化交流的桥梁，起到了沟通民间文化、加深民族感情的作用。显然，这对于民族团结、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是有推动作用的。还有，西藏历史上的藏族与汉回等兄弟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史料是十分丰富的，只要多注意，多发现，可谓所在皆有，并非十分缺乏的，两块民国匾文应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