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是世代繁衍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民族。公元７世纪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加快了汉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交流的步伐。１３世纪中叶，蒙古王子阔端与西藏政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举行会商，正式将西藏纳入大元版图。“凉州会商”的结果：一方面结束了西藏内部长达400多年分裂割据和战乱的局面，奠定了此后西藏在相对统一和稳定的环境中谋求发展的政治格局，另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这是藏族人民对祖国和中华民族历史的一大贡献。近代以来，随着列强入侵，民族灾难的不断加深，藏族人民与祖国各族人民一道奋起反抗，进行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斗争，谱写了一篇篇感天动地的爱国主义新篇章，为祖国边疆的稳定、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一、康藏将士战东南
1840年英帝国主义为了保护鸦片贸易，夺取市场和殖民地，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战端刚开，由于两广总督林则徐领导的广大爱国军民的坚决抵抗，侵略军未能攻占我东南门户广州，只好封锁珠江口岸，避实就虚，沿海北向进犯厦门，陷定海，兵临大沽口，威逼津京。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的清政府无心应战；八旗绿营官兵多食鸦片，毫无斗志，遇敌即溃，加上撤换林则徐等抵抗派大臣，东南沿海形势顿现危急。国难当头，战“抚”无定的道光皇帝碍于“天朝”颜面，于1840年12月30日下诏对英“宣战”，并调内陆各省军队增援前线。1840年12月至1841年1月，地处大后方的四川松潘镇和川北镇属屯兵、土司兵(主要由藏羌族民兵组成，简称土屯兵)与驻川绿营兵共4000多人组成四川营兵赴粤参战，保卫广州。1841年5月21日清军前线统帅靖逆将军奕山抱着侥幸心理冒险偷袭敌人遭到失败，英军乘机围攻广州，并于21日深夜利用舰载炮火轰击清军江岸阵地，防守在江岸西炮台及其附近的大部分是四川营松潘镇和川北镇官兵，他们奋不顾身，向英军猛烈开炮还击，英军受创后集中炮火实施报复，四川营守军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誓死抵抗。战斗持续了五天，终因奕山的昏聩无能而使战局急转直下，西炮台失守。不久，城外阵地全部失陷，奕山挂起白旗投降并交出了广州城。这次守城战役失败了，但四川营官兵尤其是松潘、川北两镇藏、羌族土屯兵以极其落后的装备，英勇抵抗、不怕牺牲，立下很大功劳，全营官兵有117人因功受奖[１]。同年8月奕山与英军签订了屈辱的停战协定，四川营官兵与在粤外省军队裁撤回防。此后，侵略者贪婪之心不死，继续增兵我国，并于1841年相继占领海防重镇厦门、定海、镇海和宁波，东南前线再度告急，清廷急调内陆军队驰援。1842年2月，川西金川团练使和瓦寺宣慰使所辖藏羌族土屯兵近２０００人自备军马和简单落后的装备，奉旨昼夜兼程，驰往浙东前线增援。他们兵分两部，一部由大金川千总阿木穰和瓦寺土守备喀克哩率领，隶属四川营参将王国英；另一部由瓦寺土司索文茂率领，协同甘军金华协副将朱贵部汉回将士作战。
184２年3月10日夜，浙东战役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打响，阿木穰奉清军前线统帅扬威将军奕经军令率大小金川土屯兵作为前锋反攻宁波西门，他们“皆矫捷奋勇，战辄争先”[２]，与英军在西城门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当阿木穰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带领所部攀登云梯跃上城墙并与守敌展开拼杀时，不幸腰中刀伤，坠城殉国。小金川汉牛屯行营参将衔守备郎木杰·泽立太率领土屯兵继续冲杀入城，在为后续部队打开城门时，被英军预埋地雷炸死，许多藏羌兵同时牺牲 [３]。3月15日深夜，土守备喀克哩率领土屯兵300人为前锋反攻镇海城外招宝山，以解山上威远城堡英军炮台对攻打镇海城清军的侧背威胁，他们冒着敌人炮火，迅速攀登陡峭的山岩，冲近威远城堡，正欲夺取炮台时，适值英舰自甬江对岸驶来助战，利用舰炮远程仰射土屯兵，在前有据守城堡的英军，后有英舰炮火夹击的严峻形势下，土屯兵被迫退至山麓，在与都司聂廷楷指挥的策应部队汇合并准备反攻时，因担负攻打镇海城的清军主力受挫退去，再战便会遭到威远城堡和镇海城英军腹背夹击，于是喀克哩率部殿后，掩护聂廷楷部主力后撤。掩护撤退中，喀克哩及其部下英勇战死。[４]3月15日，英军在宁波、镇海争夺战中得手后抽出３０００之众攻打慈溪大宝山阵地，朱贵和索文茂率部奋起抵抗，他们以扛炮猛烈轰击敌人，以长筒火药枪射击敌人，“战至辰迄未，我兵匿崖石树林自蔽，毙夷兵四百余”[５]，战至最后，终因弹尽援绝，寡不敌众，民族英雄朱贵及其部下400多汉回藏优秀子弟战死[６]，慈溪大宝山失陷。
浙东战役清政府投入１３０００多兵力进行反攻，广大爱国官兵也表现出高昂的斗志，他们以极其落后的装备，凭借血肉之躯英勇奋战，杀敌卫国，捍卫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其中金川、瓦寺的2000名藏羌将士屡为先锋，拿起原始落后的大刀、长矛和火药枪与拥有坚船利炮的侵略者作殊死搏斗，殉国者达300多人。但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前线统帅的贪生怕死、指挥无方，结果这场反侵略战役又以失败告终。1842年4月，英国侵略者继续增兵，乘胜推进，连陷乍浦、上海，兵临南京，迫使清廷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活佛执戈驱俄寇
１９世纪中叶以来，沙皇俄国看到英帝国主义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输入鸦片掠夺中国且每每得手而为之眼红，便于６０年代乘清朝政治昏暗、内乱不息、海疆不靖、政府无力兼顾北面边防之际，先后吞并了我国东北１６０万平方公里领土和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同治十年（1871年5月）又出兵强行霸占我国伊犁地区并且把侵略的魔爪伸向阿勒泰地区。光绪二年（1876年），爆发了“承化寺”僧众在活佛领导下反抗沙俄入侵的事件。承化寺位于今新疆阿勒泰地区，是全疆蒙古僧众的政教圣地，人称“喇嘛库伦”（库伦是城的意思）。当时的住持是来自甘肃洮州卓尼的藏族活佛棍噶札拉参呼图克图，又名喇嘛噶绕。1876年，沙俄为谋进一步侵占我西部领土，派遣军官波塔宁率领一队人马对我国西部地区进行侵略性“考察”，他们横穿西藏、青海、外蒙到达新疆。清政府给他们的护照上明确写着只允许到外蒙的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和新疆的布伦托海、古城（今奇台）五处“游历”。但波塔宁为了继续深入探测新疆腹地，无视中国主权，擅自带兵进入阿勒泰地区和承化寺，到了寺前，他不但拒不出示护照，而且还骑着马傲然踏上大殿月台。正在寺内的棍噶札拉参活佛对此非常愤慨，立即指示寺内僧人将其驱逐出去。波塔宁一行不仅不听，反欲持枪行凶，棍噶札拉参忍无可忍，命令僧人们奋勇上前，将这些侵略者全部拉下马来，缴了洋枪三支、军刀一把、马鞭三条以及帽子数顶。在愤怒的中国人民面前，入侵者终于低头认罪，灰溜溜地逃离了承化寺。在这批“考察”队员被从承化寺赶走后，沙俄政府借此大做文章，说什么“考察”队员在承化寺遭到中国僧人的殴打侮辱，于是派遣军官乌拉索夫带领全副武装的百十余人前来“调查”，意图寻衅滋事，同样被棍噶札拉参解除了武装，并被当面诘问得理屈词穷。乌拉索夫在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耍起了流氓手段，令随其而来的一百多名武装哈萨克人返回俄国，自己赖着不走，且派随从四处造谣说其遭到无理扣押，受到侮辱，要求本国政府向清政府讨回“公道”、严办“祸首”，图谋制造更大的外交事端，威逼清政府抑制中国人民的反俄情绪，拖延和阻挠两国政府间即将进行的关于交还伊犁的谈判，以便达到他们永久占领伊犁的目的。[７]清政府担心同俄国关系闹僵后不利于收回伊犁，只得采取姑息态度，将棍噶札拉参罚俸一年。但是沙俄政府并不甘心于此，强调要将棍噶札拉参从重处理，否则，两国边界事端难以了结。他们还扬言，如果清政府不把棍噶札拉参调离该处，俄国人将自行派兵前往处治。清廷在沙俄的一再威逼下，令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锡伦劝说棍噶札拉参自己呈请去西藏向寺庙布施拜佛，在锡伦的反复劝说下，棍噶札拉参转赴西藏。后奉旨回家乡洮州厅卓尼车巴沟修建了一座佛教寺庙，名为拱巴寺，专为慈禧太后七十寿诞诵经祷安。稍后，西藏发生英国入侵事件，报国心切的棍噶札拉参正拟奉旨进藏抗英之际，于1895年在洮州新寺因病圆寂，壮志未酬。
三、军民浴血守宗山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帝国主义妄图从其控制的印度侵入西藏，打开我国西南大门，瓜分中国。为达到此目的，先后派遣所谓的传教士、“探险队”进入西藏，侦察刺探有关物产资源、军事部署、政治经济等情况。1885年，英印政府官员马考烈率领“商务考察团”，以考察西藏矿脉为由，越过中印边界进入藏南的岗巴宗，遭到宗本和藏族人民的阻挡。马考烈恫吓说，若不让前进，他将率领军队前来“讨伐”。爱国的岗巴宗人民毫不畏怯，严守疆土，使这批侵略者未敢轻举妄动。1888年3月，英印侵略军对西藏发动了第一次侵略战争。侵略军进攻隆吐山炮台时，遭到藏族军民的英勇抵抗。西藏上下一致表示，“纵有男尽女绝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９]。但是软弱腐败的清政府在帝国主义进攻面前吓破了胆，不但没有派兵协同作战或声援西藏军民，反而命令西藏地方政府向侵略者妥协，并将主战的驻藏大臣文硕革职，终于导致了此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1890年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3年，又在侵略者的威压下，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续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使英国强占了西藏南部边界的一些地方，得到在亚东开设商埠、入藏经商和派员常驻的权益，使我国西南门户洞开。
1904年至1905年，日俄利用清政府摇摇欲坠的困境，公然在我国东北的土地上发动了一场争夺东北权利的战争。趁日俄即将开战，无暇染指我国西藏之际，英帝国主义再一次趁火打劫，于1903年12月发动了对我国西藏的第二次武装入侵。英国侵略军一千多人越过印藏边界，一路烧杀劫掠，向西藏腹地推进，并于次年3月在曲梅仙廓地方，用卑鄙的欺骗手段，血腥屠杀了数百名毫无戒备的藏军。4月重镇江孜陷落，全藏震动。在此危急关头，清廷毫无反敌御侮之决心，指令驻藏大臣有泰“只能理阻，不能与英兵生事”[１０]，有泰更是畏敌如虎，百般阻挠藏军抗战[１１]。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要求中央政府派兵支援无望的情况下，果断撤换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主和派官员，调兵遣将，动员西藏僧俗群众，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去。短短几天，江孜一线便集结了万余藏族民兵，并打响了著名的江孜战役。在江孜战役中，藏族军民以长矛、土炮等作武器，与装备有洋枪、洋炮的英国侵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在作出重大牺牲的前提下，终于取得了江孜战役的胜利，夺回了江孜宗山及其周围的重要据点。英国侵略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统帅荣赫鹏险些丧命，被迫率军后撤，龟缩起来等待援军。但是，由于得不到中央政府的兵力、装备和粮饷的支持，藏军孤军作战，损失惨重，在江孜大捷后未能乘胜扩大战果、驱逐侵略者。不久，战场形势发生逆转，侵略军得到增援后发动反攻，重新占领江孜堡垒周围的据点、村落，并陷江孜宗山堡垒的守军于重围之中。1904年7月，孤守宗山堡垒的藏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江孜保卫战，他们用土枪、土炮反击敌人，抵抗敌人山炮的不断轰击和轮番冲锋，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当山上所蓄饮水断绝后，他们于夜间用绳索缒人下山取泥潭中积水解渴甚至以人尿止渴；在子弹用尽后，他们用箭矢射杀敌人，用石块轰砸敌人。战斗持续一昼两夜后，山堡火药库被敌人炮火击中引起爆炸，守军大部才从山后小道突围，没来得及突围的守军用刀矛与攻上来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江孜沦陷后，1904年8月，英国侵略军进据拉萨，达赖喇嘛出走外蒙库伦，留守的宗教领袖在侵略军枪炮威胁下，被迫签订了所谓的《拉萨条约》，其内容“旨在使西藏完全沦为英国支配下”的殖民地。[１２]由于条约严重损及清政府的脸面和利益，清政府严令驻藏大臣有泰拒绝画押签字，结果，这个条约成为没有法律效力的一纸空文。占领拉萨的侵略军在西藏爱国军民以及三大寺僧侣实行坚壁清野和各种形式的打击下也失去了给养和安全保证，“殊有进退维谷之慨”[１３]，不得不在1907年底全部撤出，英国分裂吞并西藏的阴谋就这样破产了。这次西藏人民抗英斗争的胜利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正说明了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生存危机加深时，共同的祖国观念和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日益成为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民族的共同观念，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已由自在发展提高到了自觉发展的新境界。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到了本世纪30年代发展得更加成熟和强烈。
四、藏地志士救国难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了侵略我国的战争，即“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和决议，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１４]。工农学商兵，各族各界民众团体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各地兴起。爱国不甘人后的藏族人民也加入了这一抗日反帝的爱国洪流。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大师的驻京（南京）代表以及藏族旅京人士共同组成“康藏旅京同乡救国会”，提出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六项主张，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表示“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庄严宣告“宁为刀下鬼，不作亡国奴”[１５]。同年10月1日，正在东北弘法宣教的班禅大师觉察到日本企图策化内蒙“独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立即从海拉尔赶赴内蒙锡林郭勒，揭露日寇阴谋，号召内蒙各界人民团结起来，奋起抗日，保家卫国。由于蒙藏人民虔信藏传佛教和班禅大师，大师在关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登高一呼，对于孤立和打击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亲日派的投降活动，团结和稳定内蒙古绝大多数爱国同胞，积蓄力量打击敌人，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1936年1月，百灵庙蒙政会的蒙族官兵摆脱德王和日寇的控制，毅然举行了抗日起义。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就在事变发生的第二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宣言》。当时日本侵略的魔爪已伸到内蒙古，正在内蒙古讲经弘法的九世班禅大师为了不被日寇和德王的伪“内蒙自治军政府”扣押利用，不顾年迈体衰，长途跋涉到热河达罕贝勒，再经荒漠戈壁进入青海，一路上宣传抗日，为各民族团结御侮诵经祝祷，追荐抗日阵亡将士英灵。到青海后，班禅大师就任国民政府的“西陲宣化使”，一面准备早日返藏，一面在蒙藏人民中间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支援前方，同时与英帝国主义破坏祖国统一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各种阴谋进行了不懈地斗争，直至1937年在青海玉树行辕圆寂。在抗日爱国统一战线政策的鼓舞和班禅大师的影响下，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西藏文化促进会会长的喜绕嘉措大师于1938年在重庆发表《告蒙藏人士书》，号召蒙藏人民精诚团结，挽救国家危难。又于1939年受国民政府派遣，赴青海巡视慰问各寺院及部落头人，发动僧俗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也激发了西藏僧俗各界爱国人士团结内向的凝聚力，大大抑制了亲英派分裂势力，改善了西藏地方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关系，促进了汉藏团结。辛亥以来由于英帝国主义别有用心的唆使，川藏、青藏交界地区多次发生边界冲突，藏汉民族关系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影响了抗战后方基地的稳定和建设。这一切引起了这些地方上层爱国力量的关注。抗战初期，达赖喇嘛和班禅的驻京代表曾通电全国，要求“早日解决康藏纷争，共同抗日”[１６]。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抵制了亲英派势力，表示欢迎九世班禅大师返藏。其后主持藏政的热振活佛积极与中央政府联系，欢迎九世班禅返藏、以加强内部团结。１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消息传到西藏后，藏族人民反响强烈，为反对卖国投降，一致抗日，拉萨全体官员和僧俗群众致电国民政府：“汪逆兆铭，叛党辱先，迭签丧权之密约。忘祖降敌之伪府，降谋所布，举国痛愤，我拉萨市民众，久坚抗战到底之决心，势不与国贼共立，特电声讨”[１７]。1939年7月，热振摄政召集拉萨三大寺僧众为抗战胜利和平的早日到来诵经祈祷。同时派出特别代表到重庆，表示保证在中华民族生存斗争中与中央精诚合作，维护和促进西藏与祖国大家庭的统一和发展。同年，三大寺致电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要求中央积极开发和建设西藏。函称，“恳请中枢念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藏省人民土地财产，亟待管理与启导，开发西藏，保护西藏，实目前抗战建国迫切需要之事。今有数电待办之事，恳求俯允以建新西藏，增加抗战实力，免为外人所占”[１８]，再次深切表达了作为西藏格鲁派寺院之首的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寺僧众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安危及西藏发展的赤子之心。
抗日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全民族动员的民族自卫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有40多个民族的数百万青年奔赴前线参战，其中包括地处西北大后方的藏族爱国志士。当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经过川、甘、青时，以天宝、杨冬生、扎喜旺徐等为代表的藏族优秀儿女在党的抗日救国政策的感召下，纷纷参军，奔向抗日战场，建国以后又成为我党优秀的民族干部，为民族团结、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1944年，仅拉卜楞藏区一周内就有100多名藏蒙青年报名参加了政府的抗日队伍，《蒙藏月报》对此进行了登载和表扬[１９]。
抗日战争也是一场持久战、消耗战，各族人民在积极参战的同时，还以财力、物力无私地支援抗战。九世班禅大师1937年带头捐款5万余元大洋和数百匹战马。[２０]1940年初，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拉卜楞寺主五世嘉木样大师派代表团赴重庆致敬，并捐献大洋30多万元，可购买战斗机30架，国民政府委任嘉木样大师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并奖“输财卫国”匾额一方[２１]。1944年，西藏僧俗群众自愿捐赠国币500万元，可组建三个飞行大队[２２]；西藏噶厦政府代表全西藏人民捐献羊皮一万张，价值10万法币，为前线将士缝制御寒衣服。青海省藏区一次捐献羊皮衣10万件[23]。这些物资和钱财对建设战时经济、支援抗战并取得胜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近代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救亡图存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民族同胞，在共御外侮、保卫祖国的斗争中，都作出了可歌可泣、永垂青史的重要贡献，中国各民族兄弟姐妹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同时，多灾多难的中国近代历史还揭示了一个真理，即落后就要挨打，就要遭受外敌欺侮。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想图强，国内各族人民就得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搞好国家建设，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已经积累了一套丰富、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经验。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有着伟大爱国主义传统的藏族人民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将在新的征途中，团结奋斗，向着实现中国各民族共同繁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
参考文献：
[１][３][４]史林著《藏羌健儿抗英战东南》，见《民族》１９97年第8期。
[２][６]《清史稿》卷三七二。转引自《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152、155页。
[５]清人梁廷〖ＨＴ５”，７〗木〖ＫＧ-*３〗丹〖ＨＴ５”ＳＳ〗著《夷氛闻记》卷四，转引自《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154页。
[７]赤翁克埃《抗俄活佛公噶札勒参》，转引《民族》１９96年第12期。
[８]《清实录藏族史料》第4499页；《喇嘛噶绕活佛传略》，见《甘南文史资料第七辑》。
[９]爻峰《西藏历史概览》，引自《藏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页。
[１０][１１][１３]喜绕尼玛《有关藏族人民抗英斗争的第一手资料》，摘自《藏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7年编印。第215－218页。
[１２]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卷，第817页。
[１４]《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第323页。
[１５][１６][１９]《蒙藏旬刊》三至五期。转引自陈崇凯《简论抗日战争与民族大团结》，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
[１７][１８]《蒙藏月报》十一卷一、二、三期。转引自郭卫平《民国藏事辑要（三）》，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２０]《班禅大师东来十五年大事记》。转引自陈崇凯《简论抗日战争与民族大团结》，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
[２１]丹曲《五世嘉木样生平简述》，见《甘南文史资料》第六辑第127页。
[２２]《蒙藏月报》十六卷九、十期合刊。转引自王新海《民族大团结是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坚实基础》，见《咸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２３]《新华日报》1939年1月10日。转引自陈崇凯《简论抗日战争与民族大团结》，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3期。
（原载《中国藏学》200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