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题首先牵涉到的是西藏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也就是本文时间段的选取问题。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的《西藏简史》（1985年12月出版）采用的是“五社会形态”理论，对涉及近代这一部分使用“半殖民状态下的封建社会”予以划分，在其小章节中无明确的分期意识；《当代中国的西藏》等亦承袭此类方法。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等主持编写的《西藏通史——松宝石串》（汉文版1996年1月出版）以地方王朝为分期标准，在“甘丹颇章政权统治时期”这一大标题下，近代部分则被统摄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时期”标题下。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历史的分期可以有多种考虑，近代期是与现代期相衔接的、已结束了的、但与古代期相比又有若干新因素的历史时期，从这种角度出发，以现代性的植入为标志进行划分至少是一种可行的办法。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M. Goldstein）的《喇嘛王国的覆灭》和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T. Grunfeld）的《现代西藏的诞生》均涉及到了西藏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前者划定的年限是1913年至1951年，作者所要论述的是在这一时期西藏社会所受到的变迁冲击，结论是在适应形势的变革中“尝试”与“反对”的较量的结果令人失望（１）；后者则可视为前者的续篇，其“现代”一词的含义主要是指一种明确的经济社会推动过程。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心和主题一直是革命史，其他方面均围绕这一中心进行（罗荣渠，1996），西藏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国内引入现代化范式后，在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与此同时，西藏近代史研究依然在传统方法中徘徊。
　　
　　“现代性”（Modernity）概念难以明晰，就如“文化”等概念一样，无法给出共识性的定义。（２）本文在使用现代性概念兼及现代、现代化等概念，将现代化视为一种带有连续性和承续性的过程，而将现代性视为一种取向态度和若干因素。本文选取1907年开始的张荫棠—联豫“新政”至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这一历史阶段进行现代性分析，从过程描述的角度而言，西藏的现代化发生在此阶段之后，在此期限内只有一些不连贯的片断。由于角度关系，对西藏政事的详略与正史有所区别。

　　一、西藏现代性植入情形
　　
　　西藏是在经历了和经历着一些重大变化时进入20世纪的：英国在西藏南部边境经过若干意图深远的经营之后，1888年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嗣后清政府于1890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将哲孟雄（锡金）确定为英国的保护国，英国还强占了西藏的日纳、隆吐等地；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就通商问题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开放亚东为商埠，英印政府派员驻亚东并享有治外法权；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1899年“第穆事件”后，达赖掌握政事的主导权。
　　
　　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1903—1904）影响重大，西藏传统的发展轨道被打破，迫使西藏不能再保持相对完整的封闭状态。1904年7月28日达赖喇嘛秘密出逃外蒙和内地，9月7日（藏历八月二十四）在布达拉宫签订《拉萨条约》。围绕达赖出逃和《拉萨条约》的修订，改革藏事变得必要，也具备了一定的可能，外部刺激和内部反应同时发挥着作用。一直到1950年代初的近半个世纪，可视为西藏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进行探讨的时期，可称之为“西藏现代化的过渡时期”；现代性因素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半个世纪动荡的历史。其现代性本事情形分成三方面叙述：
　　
　　（一）张—联新政和十三世达赖新政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有过三次新政运动：洋务运动（1860—1894）、维新运动（1894—1898）、君主立宪运动（1905—1911），后者对边疆地区影响最大，也是张荫棠登上西藏政事舞台的思想背景。西藏地方政府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城下之盟，严重影响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震动了正在进行自救与变革的朝廷；作为维新派人物和具有丰富外交经历的政治家，张荫棠在印度接手改订《拉萨条约》的过程中，对西藏面临的危势深有感触，并于1906年2月26日提出改革藏事的设想，“我国整顿藏事，迟早皆应举办。今事机迫切，尤为刻不容缓。拟请奏简贵总制全藏，一面遴派知兵大员，统精兵二万，迅速由川入藏，分驻要隘，所有一切内政外交，均由我国派员经理，并次第举行现办新政，收回治权。其达赖班禅，使为藏中主教，不令干预政治。”（张荫棠，页1304）清政府基本采纳了他的建议，4月29日令其“前往西藏查办藏事”。9月张正式入藏，其查办藏事除了落实修订条约之规定外，光绪的“谕旨”给了查办藏事使命以较大的活动余地。（３）张荫棠先以整顿吏治，严参驻藏大臣有泰及其他汉藏官员，接以在西藏上层中痛陈危势，作为其新政之先导。1907年开始推行其新政措施，所及广泛，具有鲜明的系统性（这是与联豫的明显不同之处）；张荫棠离藏后，清朝最后一位实任驻藏大臣联豫继续实施，其措施直承张荫棠且在张的构架内进行，直到清王朝覆灭。
    
　　1、政权体制改革  试图在西藏地方实行政教分离的体制，实行行省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张荫棠提出裁撤驻藏大臣和驻藏帮办大臣，改设行部大臣，委以重权，便宜行事，达赖班禅等均归节制；行部大臣下设左右参赞、左右参议，分理内治外交各局事务；对达赖班禅赏加封号和优给厚糈，专理宗教事务；在行部大臣署内设交涉、督练、财政、学务、巡警、裁判、工商、路矿、盐茶、农务九局，噶伦、代本等每日赴署秉承办公；恢复藏王制，由行部大臣饬三大寺大公所会同选定奏补。对于基层行政，主张在各冲要之处设巡警局、裁判局，暂用陆军巡警法律学堂毕业生署理，尔后再行改设道府同通州县等（张荫棠，页1398）。在张荫棠的推动下，负责举办新政的九局在1907年得以建立；联豫在1910年开始在西藏各地设立委员，分设于曲水、哈喇乌苏、江达、山南、硕般多、三十九族地方，相当于一方行政大员；1909年添设参赞一员驻后藏，以维边务；1910年联豫提出裁撤驻藏帮办大臣衙门，于前后藏各设一参赞，得到朝廷认可；1911年联豫设立幕职分科办事，行政管理体制有所改观。对于实行政教分理、实行行省制问题，在张荫棠提出后在国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后随辛亥革命爆发而作罢。
　　
　　2、军事改革  改革兵役制，改善装备和训练，强化近代军事观念和国防观念。其目的在于增强藏军战斗力以御外侮，并能镇摄政事。这也是张荫棠新政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实效上1908年在拉萨办起了西藏第一所武备学堂，随之选练新军；1910年初川军入藏后，与原练新军合营，并将之驻防于前后藏重地。从张荫棠在上层人士中的演说和在民间散发的通俗小册子来看，张明显地感受到了在西藏近代军事和国防观念的严重缺失，为多少有所补救，他进行了大力的强化宣传。
   
　　 3、教育改革  创办白话报馆和《西藏白话报》，兴办学堂，以开启民智为要务。“因思渐开民智，莫善于白话报，与其开导以唇舌，实难家喻而户晓，不如启发以俗话，自可默化于无形……现（1907年）已于藏中开设白话报馆一所……以爱国尚武开通民智为宗旨，通篇全译唐古忒文字，取其便于番民阅览。”白话报出，在藏颇受欢迎（联豫，页1489）。“语言不相通，办事致形隔膜，汉番时相仇视。宜广设汉文小学堂……以冀普及教育。数年之后，藏童皆晓汉文汉语，再设中学堂，教以英印文字及各种科学”（张荫棠，页1398），在兴学上，联豫持有相同的观点，并着力兴办，到1909年5月（宣统元年三月）西藏已先后设立19所学堂，学生400余人。与此相关的措施还有：联豫1908年设印书局，翻译出版《圣谕广训》及实学之书；张荫棠到拉萨后不久到大昭寺对西藏僧俗官员宣传《天演论》思想，“力陈物竞灭演之公理”，尔后译行《藏俗改良》、《训俗浅言》两本册子，以图改良不合时宜之习俗，“民间踊跃传抄”。这些推行维新思想的措施，事实上是从眼前和长远两方面着想而实行的。
   
　　4、倡导实业和生产发展  张荫棠将开发矿产资源视为西藏富强之根基，并进行了周详的筹划，从劝谕西藏地方政府准予开采，到开采方式、税收问题等进行了详细的厘定；在发展生产上，力主开垦荒地发展农业，提出荒山废坡均可开采，头两年不收租，从第三年起只收十分之一租，并提出了发展水利等一些改良措施；在牧业上，力图改变只生产初级产品的局面，主张改良技术，进行畜产品加工，实行综合开发利用。但这些措施在他离藏后未能得到联豫的重视，加之条件所限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另外，在交通建设上提出过一些设想但未付之实施，邮电上取得了一点成果。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张—联新政也随之结束。达赖自第二次出逃后返回，进入达赖新政时期。达赖新政的直接推动力是他两次出逃（前后约7年）之所见和所受到的刺激，藏事改革的必要性已在流离生活中产生，回到拉萨后不久即于1913年藏历一月八日发布“关于西藏全体僧俗民众今后取舍条例”（即“水牛年文告”），（４）这是他新政的标志，相关内容主要有：所有僧侣均应恪守戒律；各级官吏征税执法应顾及各方利益；封锁边界，不得让外人密探入境作乱；凡开垦的荒地在三年后按土地面积和收获多少，或征税或租赁，在固定土地主人时，须官民双方共同认可。山野开荒造地，种植杨柳蘖刺，不得阻挡，并免征三年差税。
    
　　军事方面  1914年西姆拉会议结束后着手建立新式军队，设立了马基康（藏军司令部），擦绒·达桑占堆任马基，着手筹建新军（此前只有三千藏军，武器原始）。为了解决军官缺乏的问题，英国在江孜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达赖派官员多人受训，这一学校直到1924年擦绒事件后才停办，经训练的军官派到各代本中任职，组成正式藏军（共12个代本，计划是按藏文字母组建30个代本）。武器装备由英国供给。1916年又派桑颇·班丹曲旺等人员和部分普通藏兵前往印度学习火炮和机枪技术。1923年派江乐金公赴锡金考察印度军事制度与近代武器使用办法。1923年达赖下令建立警察局，并令制定警察法规和训练警察事宜。（５）
    
　　发展实业  1913年派强俄巴等4人赴英国留学，由孜本龙厦·多吉次杰带队。强俄巴·仁增多吉学习电机，门仲·钦绕古桑学习勘矿，吉普·旺堆罗布学习电讯，朗卡娃·索朗贡布学习军事。门仲曾受命开采金矿，受寺方反对而被迫停工，采矿之事就此作罢；强俄巴1923年回拉萨前，购买了小型水力发电站的电机配件（125马力发电机组），1924年2月8日达赖喇嘛批准了强俄巴在拉萨夺底沟引水建电站的规划，正式动工。1928年夺底水电站建成后，又在原机器厂的基础上建起拉萨扎吉造币厂，制作银币、铜币和纸币，电站为之提供动力。同时他在造币厂内试制枪弹（从国外引进弹壳）成功（唐麦，1985）。1923年派军队在恰曲绒地（临近波密）试种茶树。（６）1931年将罗布林卡以南的金币铸造厂、夺底等地的银币铸造厂及机械厂等合并成立查希电力机械厂。
    
　　发展事业  1916年藏历九月在丹吉林寺附近新建藏医学院，任命哲蚌寺司药钦绕罗布为校长，从各地寺庙招学员学习藏医和历算。吉普1920年自英国返回西藏后筹办拉萨电报局，铺设拉萨到江孜的电线；1921年藏历十一月噶厦派雪仲巴到大吉岭学习电话架设技术，派僧俗官员3人到印度学习英语；1925年创办西藏邮政局和拉萨电报局；其邮政在驻藏大臣所设的驿站基础上改建，不出藏境，电报线路通到江孜，与英人办的江孜电报局接线。20年代还成立了欧康（银行），负责改革币制。继1913年派4名贵族子弟赴英留学后，1923年又批准在江孜开办了英文学校，次年停办。
    
　　整顿藏传佛教  1916年藏历六月达赖喇嘛重倡戒律，“在进行坐夏为主常规佛事活动中，各自要严加管束，不得违犯四阿含经和一切清规戒律”，要求僧众遵规行事。水猪年（1923年）五月鉴于发生徇私授予格西的情况，召集有资格参加木鼠年传大昭立宗辩论考拉让巴格西的人员，逐个严格考辩，其中个别人答辩不及格，故下令取消这次拉让巴格西学位，对授予这些人格西的有关寺庙洛本给予处罚。1931年向全区格鲁派寺院下达整顿教律教规的命令，严禁僧侣喝酒、赌博、跳舞等不轨行为，不许僧侣出外作苦工挣钱，一切世俗活动均不得参加，只准在寺修习。
    
　　为推行新政，达赖对西藏行政管理体制作了部分改动，在噶厦之上设立了司伦，秉承达赖意志领导噶厦的日常工作。建立新式军队，举办新政，必然大量增加开支，在缺乏“国富”观念的西藏地方只有增加税收，实际上1914年即开始增收新税，由此引发了与班禅辖区的矛盾以及与寺院和贵族的矛盾，其新政措施也随之大打折扣。
　　
　　（二）非连续性的片断
　　
　　除上面所述之外，西藏的现代性努力就只有几个断续的片断了，主要是：“擦绒事件”、“龙厦事件”、“西藏革命党”。
　　
　　擦绒事件的起因是水猪年十一月西藏“仲孜会议”讨论与藏军有关的事宜，因无军方代表参加，会议期间几名藏军军官闯入大会引发冲突。藏军司令擦绒·达桑占堆因参与其事而被免去军职，保留噶伦职务。深层原因是军方与僧侣集团的矛盾，自达赖从印度返回重视军事起，作为军事首领的擦绒与三大寺集团一直存在着尖锐的矛眉，虽然军方没有明确改革藏事的意图，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产生了僧侣集团所不愿看到的社会影响，并被认为是神圣的政教事业的重大威胁。（７）达赖圆寂后，擦绒被撤去噶伦职务。
    
　　龙厦·多吉次杰1914年自国外返回后，曾组织“求幸福者同盟”，不过直到20世纪30年代方看到这个组织的影响。十三世达赖圆寂后，龙厦抓住这个机会试图实现他的改革理想，1934年5月他以筹建达赖灵塔、尽快寻访转世灵童为名，联络了80多名僧官和20多名俗官签名加入这一组织，秘密集会，订立盟约，签名请愿，准备上书摄政和噶厦。请愿书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噶伦终身制，改为4年任期制；噶伦须从“西藏民众大会”的候选人中选举产生等。请愿的目的是通过改革政府体制来促进“改革西藏政治”，即“对西藏的社会制度进行某种改良”，“实现一定程度的民主”。但在正式请愿前事泄，噶厦逮捕了龙厦等，龙厦认为“我并未做错任何事，而是噶雪巴为了自己捞取好处编造了这些……我惟一的目的就是通过选举噶厦成员改革噶厦政府”。龙厦等人受到了严厉的处罚，罪名是“亲苏分子”、“想在西藏搞十月革命”、“要杀人”、“要毁灭宗教”（拉鲁，1984）。据龙厦之子拉鲁·才旺多吉的说法，在达赖圆寂后的一段混乱时期，龙厦与僧官丹巴降央“认为西藏社会制度非改革不可，英国的社会制度对西藏很适合”（拉鲁，1995）。
    
　　“西藏革命党”（Tibet Improvement Party）由邦达饶嘎于1939年在噶伦堡同江乐金·索朗杰布、土登贡培等建立。饶嘎确信西藏政府不能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要求。从1946年初印度警方发现饶嘎订购了4000份“西藏革命党”党员表格副本和2000张党员登记卡及一枚党徽来看，他的组织建立后多年似乎也未开展过什么活动。1946年4月10日，英国驻拉萨商务代理黎吉生通报噶厦有这样一个政治组织的存在，26日西藏“外交局”请求印度政府引渡饶嘎。6月19日英国人查抄了饶嘎和其他6人在印度的住处，发现了一份签署过的“西藏革命党协定”复印件和饶嘎致国民党当局的几封信。7月22日饶嘎被迫离开印度赴上海；不久土登贡培被引渡出印度，江乐金作为不丹王族子弟的经师免于引渡；同时噶厦监视自印度返回拉萨且被认为是该组织主要成员的根敦群培的行动，7月根敦群培被审讯并被关进监狱。（８）这就是这一组织的结局。
    
　　“西藏革命党”的实质是一种政体改革企图，“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西藏从现存的专制政府中解放出来。我们还必须遵循世界上其他进步和民主的民族和国家特别是民主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办法行事”，（９）并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这一事件在缺乏足够资料的情况下，难以进行全面分析。可以确定的是，其发生在接受了现代思想的一部分藏族人士身上，但未能对西藏政事产生直接的影响。即便如此，这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性变革思潮的涌动。
　　
　　（三）其他政事的可能与不可能
    
　　其他政事主要有：1913年由英国策划下的企图分裂中国的西姆拉会议、1923年因军费税赋等问题前后藏失和并导致九世班禅出走事件、1934年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和1940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赴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1942年7月在英国的唆使下噶厦宣布成立“外交局”、1946年噶厦派出“慰问同盟国代表团”、1947年热振事件和泛亚洲会议、1947年至1949年噶厦组织的意在寻求独立支持的“商务代表团”、1949年7月“驱汉事件”、1950年昌都战事等。这些政事与西藏的现代性发展没有密切的联系。除了西藏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外，西藏地方政府一个明确的意图是企图脱离中央政府而实现独立，其中外国势力扮演了幕后鼓动和策划者的角色，而中央政府方面则针锋相对地反对。这些方面一直延续到下半个世纪，并对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较大影响。
    
　　1944年的拉萨英语学校是20世纪20年代开办江孜英文学校后的又一次尝试。黎吉生等向噶厦建议，为使在政治、军事、工业各方面能够独立行事，应让更多的藏族青年学习英语。摄政达扎和噶厦接受了英人的这一建议，拨出藏银25000两、青稞700克作为建校经费，1943年开始筹办，并聘请了外籍英语教师，确定学校由孜康和“外交局”管理。1944年7月底（藏历六月十日）开学，噶厦在为开学典礼发出的指令中说，“已照十三世达赖喇嘛高瞻远瞩，为适应时代之需要，曾保送一批僧俗官员去英国伦敦求学。水猪年又专门聘请英语教师拉扎洛（Frank Ludlow）先生创建英藏文化学校，招收贵族子弟入学。为了继承这一英明决策，从长计议，以利政教宏业，现决定成立藏英语文学校。学生范围是上中下层俗官子弟、僧官学校毕业生；贵族中申请出任七品官并有把握获得批准者，以及从农务局系统中挑选有培养前途的低层平民子弟等。”开学时学生43名，除农务局的10名为一般平民外，余为贵族子弟。当时上层中对开办这一学校持反对态度的大有人在，寺院系统反对更是坚决，认为这将改变贵族子弟的固有信念，削弱寺庙的收入，将来一旦由他们掌权，会给政教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5个月后迫于压力噶厦关闭了学校。（噶雪、拉鲁,1984）在西藏本土，与现代化有关的尝试，这是最后一次。可以看出，明显的取向是对器物上（如军事装备）的变化的容忍，一旦涉及显在的有可能对社会制度产生冲击的方面则予以拒绝与抵制。

　　二、西藏现代性的整体分析
    
　　西藏社会对现代性的寻求是在一种半殖民条件下开始的，这在后期表现尤为突出。达扎摄政时期（1941—1950）的种种自主的行动，其背后一直存在英国的巨大影子，而当政者对英人的“建议”一味接受，几难看到自觉的反省。
    
　　在当时缺乏必要的经济和文化环境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发生现代性的努力，除了封闭之门被打开之后再也无法关上的原因之外，还与直接推动这一努力的主要人士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张荫棠在国内时曾接受了维新思想，自1896年赴美从事外交到赴印度与英人议藏约，又有多年对西方的切身感受；联豫亦曾出使欧洲；十三世达赖喇嘛自1904年至1909年和1910年至1912年的两次出逃，深受外界的影响，特别是后一次受英人影响颇大；其他有关人土莫不有过直接或间接地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经历。这对他们的观念转变产生了深刻的促进作用，促使其启动新的努力。
    
　　总揽半个世纪的西藏历史，对其现代性可作出如下归纳分析：
    
　　（一）非过程化  也就是若干现代性尝试缺乏过程性，相互之间没有促进和深化的关系。各次尝试当然存在着不同特点，主导政事方面是自上而下推行改革措施，其他方面则是由“精英分子”向上作出努力；虽然都是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挑战”而图变，张一联新政、擦绒事件和龙厦事件是从冲击固有社会制度入手来推行，而达赖新政则是在维护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推行的，或者说只是出于修补制度的考虑，至于其他政事则鲜有自己的主张，重点在谋求独立，现代性努力已被搁置。
    
　　在一些具体措施上，可以看出一点承继关系来，如果把西藏政事以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为界分为前后期，这种承继关系主要体现在前期。如张荫棠推行的开垦荒地的措施，不久以后达赖喇嘛在其著名的“水牛年文告”中即以重倡，提出的具体措施几乎是如出一辙；如“民生日用之所必需”之茶叶和开发矿产资源等，张荫棠曾大力提倡并有过尝试，（１０）达赖喇嘛在20世纪20年代也进行试种、试采的尝试；如对近代军事的重视，这一点一直持续到上半世纪的结束；还有如农务局等张荫棠举办新政的机构设置一直到后期都得到了沿用。
    
　　（二）人亡政息（政治上的上层依赖化）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是一种独特而典型的集权制，在这种制度下领袖人物的作用举足轻重。“人亡政息”是西藏近代化发展中重要的一型，其内部根源是相应体制的缺失，缺乏一个阶层的文化与认识支持，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关注意识普遍缺乏；也是集权式政体变革的悖论——领袖人物已经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但又不能在改革社会制度的前提下进行（这一点类同于清末洋务运动）；而不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不对文化进行反思和创新，改革又不可能推行下去。
    
　　张荫棠一联豫新政虽试图有所作为，但由于驻藏大臣制度的改革未能取得实效，辛亥革命后政事的主导权依然掌握在地方政府上层手中，他们改革的结果比预期的相距甚远；达赖喇嘛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是摇摆不定的，其担负的角色常发生悄然转换，一旦阻力太大或者认为对其权威构成某种威胁即产生退缩。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现代化“后发”地区首先得突破制度层面上的障碍的合理性。在社会制度依然故我的条件下，只有靠政治权力的介入才能导入新的社会因素，西藏的现代化的最初探索无疑只能从“上层”开始——其含义是，只能由具有最高决定权的人物来发动，在专制政体下，任何改革如果与当权者意见相左都有可能夭折，正如我们在擦绒、龙厦、绕噶等人身上所看到的那样，他们也正是从政治制度上着手，其他方面改革措施并未提及。（１１）如此，西藏现代性的植入由张荫棠和十三世达赖喇嘛肇始可谓顺理成章，张荫棠及承续张荫棠的联豫新政，是在达赖喇嘛缺位的情况下举办的，与达赖相同是由最高权力者发动的，取得的成绩和实施的力度相对而言就显著得多。
    
　　虽然角度不一，张荫堂和达赖喇嘛的“现代化思路”均是“防御性”的，都看到了一种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不论达赖喇嘛出于何种考虑，被迫离开西藏多年的经历使他感到不有所变革就无以在将来的社会里立足；张荫棠则是从对外强之虎视眈眈与西藏社会之封闭落后着眼，他们推行的措施是以西方为样板的。这种上层依赖性难以持久，甚至会形成某种断裂。
    
　　（三）半器物化  与内地现代化发轫时期的表现形式相似，西藏对现代性的触动重在器物上，而且同样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军事装备、“不会对政治产生破坏性影响”的技术等。其中尤其以军事方面最为明显，就是在这方面也是重装备轻军事现代化发展。到这一时期结束，藏军依然是一支落后的军事力量。“无论如何，外界的影响直到20世纪中叶都没有导致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当时的生产关系之间产生明显的矛盾，这个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崩溃。”“藏族神权统治的上层分子总是千方百计地‘保护’这一地区免受外界的影响……一些现代化的武器开始进入藏区，它使得封建制度巩固了自己对各民族的统治。人类巨大的物质进步，对西藏生产力其他方面的影响得如此微弱，以致于实际上影响等于零……西藏的出口结构也证明了对外贸易并没有促进这一地区生产力的发展，也没有促进包括采掘业在内的新的生产部门的产生。输出到境外的是羊毛、毛制品、皮革、麝香、盐及草药，并且羊毛就占丁西藏地区出口值的3/4。”（阿·姆·列谢托夫等，1989）
    
　　西藏和平解放前相对完整的经济资料难以获得，对之进行整体性定量分析几乎不可能，只能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或者进行定性析。西藏农奴制下的主要经济形式是封闭的自给自足式的庄园经济，（１２）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也决定了其内部联系很弱，广袤的高原未能形成一个起码的经济共同体；宗教政权关心的只是名目繁多的赋税和差役，（１３）也就对现代经济制度所需要的包括经济统计在内的一套规范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换句话说，当时社会发展程度还没有产生这方面的需要。而且在一种惯性驱动下，三大领主对经济发展并不采取积极鼓励的态度，而生产者在缺乏自主权（没有必要的人身自由，依附于土地和领主）的情况下，自然也不会有扩大生产的愿望和能力；加上经济结构长期处于固定化状态，新的经济因素又无法生长出来，这也就无法给政治变迁以内部的推动。
    
　　（四）非制度化  制度有两层含义，一为体制结构，一为包含思想意识方面定性化的存在；此处着重在前一方面。这一时期西藏的行政体制大体上是沿用旧制，地方政府的运作方式有形式上的变化，无根本性变化。虽有对制度变革的冲击，但都是尽量在体制内进行改良，制度变革意识比较缺乏。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怀疑原则制度化，坚持所有知识都采取假说的形式。我们看到的是就在达赖实施新政时，当时上层的态度不是怀疑，而是敬畏与服从；而对龙厦事件等变革势力（且不作价值判断）所进行的打击，谈不上学理上的怀疑精神，不过是一种从权势、利益考虑出发所采取的抵制而已。
    
　　（五）思想改革的努力  张荫棠曾提出“教宜维旧而政必维新”，就当时而言带有相当的进步性，但究其实只能说是一种变革的策略。作为一位有自己思想体系的人士，张荫棠的方案包含了多方面的因素，他试图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西方技术思想，一是儒家道德伦理，且十分注重推广传播其新思想。《训俗浅言》主要讲的是仁、义、礼、忠、信、勇、孝、廉、耻等“中国古学”，所异于正统儒家思想者乃是针对西藏情形提出的“公益”、“尚武”、“实业”三条“中国新学”（张荫棠，页1353—1355）；《藏俗改良》涉及婚丧嫁娶、卫生、教育、商务、宗教、服饰、军事、天文历算、禁忌等，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张荫棠，页1355—1358），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借鉴西方观念之处，其中包含若干“夷夏”观念和脱离客观条件的地方，如鼓动男人外出务商就不切合当时广大农奴没有人身自由的现实。同时其思想中包含有至今仍值得借鉴的地方，如开发水利以益于种植业，植树以改良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等。

　　三、分析与结论
　　
　　就西藏而言，现代性问题不是一个本生性问题，在外力难以有效对之发生作用时的西藏处于类似于中世纪的生活状态，人们从宗教中获得意义和生存的理由，至少大多数人是这样。而当封闭状态和文化上自足的局面再也无法有效维持时，现代性就成了后发性社会的“宿命”。在一系列新政措施和地方政权的实权人物的若干企图以失败告终之后，扫除体制障碍、进行制度改革在逻辑上已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虽然西藏当时依然是保守力量占主导地位。
    
　　回顾半个世纪的西藏政事，这种结论不难得出，“那里显然缺乏实行任何变革的愿望。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或是发生于其他地方的任何技术方面的进步在统治阶级的小范围以外得不到传播。与外国的接触是存在的，可是这种接触对西藏的政治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戈伦夫，页121）西藏的现代性植入是在外力推动下，在打破了其自身进程的情况下开始的；在此之前，西藏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很肤浅，可以说未形成一种必要的认识转变以利于变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西藏地方广大农牧区的农奴反抗和逃亡的事件也逐年增多，许多原先村落繁盛的地区变得荒凉颓败，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也像油尽的灯火一样走向没落”（东嘎·洛桑赤列，页72—73）。
    
　　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extensionality）和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两“极”之间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吉登斯，页1）。而在西藏这一时期的影响只在外延性方面，在一次次半途而止的过程中，在意向性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是与内地现代化方案不一样的地方：自鸦片战争后由于大量新思潮的涌入，在“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形成一股潮流之前实际上已完成了初步的思想启蒙，因而在内地形成了一代新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有明确的运动取向；而在西藏这一思想启蒙的环节是不存在的。
    
　　一般而言，传统性是与现代性相对应的存在。在西藏，最大的传统因素莫过于与政权紧密相联的宗教传统。宗喀巴改革之后，藏传佛教在形式上已臻完善，这也意味着本质上的停滞；而且宗喀巴的宗教改革是集大成式的，不是革命性的，意在“纯洁”藏传佛教。在这一过程中，将本来就微弱的对宗教自身的怀疑精神消解殆尽，（１４）他留下的空白与反思性无关。这一时期绝难见到对于宗教的怀疑，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于藏传佛教的整顿重点在戒律方面，不涉及宗教体制和宗教思想；当僧侣们被淹没在浩瀚的经典中时，学院式严格的修习制度也在起着扼杀怀疑精神的作用，亦即所谓体制禁锢。只有突破体制的人才有可能从外部提出质疑，如当时的根敦群培，而他所遭受的却是不幸的命运。
    
　　另一方面，怀疑精神还存在着城乡递减原则。作为经济和政治活跃的场地，城镇能够培养和强化这一原则，而这一点在旧西藏几乎没有可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城镇，非农牧业人口的存在主要是为宗教和政权服务，世俗化功能十分薄弱。这里可以做一点比较，平叛改革从制度上废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农奴制，是西藏社会的一大进步，然而囿于多种原因，没有重视思想上的再启蒙，宗教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做到与政治的分离，其阻碍性影响至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现代化进程反映到宗教上是从神圣化向世俗化转变的进程，除了政教分离，还应有思想上革新，而这两种情形都未在这个时期发生。
    
　　教育的宗教性垄断是阻碍现代性生长的另一大障碍。除了为培养僧俗官员的两所由政府所办的学校外，世俗教育主要是非文字的教育，其中以维持其现有秩序的话语系统和强化宗教习惯性信念的简单化的话语为主。连基本的学校教育都没有并且极少能够实地接触到外部世界的民众，让他们接受一种新的理论而形成对生活的反省心理无异于天方夜谭，他们所能接受的不过是来自上层统治者的意志。寺院教育则自成系统，外界的声音难以影响到内部。这样的教育体制形成了一种较强的抵制外来文化的机制，远离现实生活；培养出来的权力阶层缺乏实行变革的知识基础与素质要求，不能成为革新力量。
    
　　政治—经济结构上的自足性、被动性、排他性，人口流动受到的最大限度的限制，导致了制度变迁的难以发生或极其缓慢。浅尝辄止的制度改革，始终未能形成有效的借鉴资源，更谈不上将这种资源植入传统力量之中。
    
　　西藏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只有农牧业的分工，并且这种分工主要不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主要是经济地理环境导致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始终未能分离出来，依附于第一产业而存在，其发展不是取决于经济本身的原因，也就难以有技术的改进与创造，至今人们依然可以在农村看到仍在使用中的原始的生产工具；商业在那个时期集中于若干家大商号，且英国的经济侵略使之变成了殖民地商业，这种商业不具备与其他产业的相对独立性，同样是依附于第一产业的，加之重贸易而不重发展实业，这样的结构不能导致形成一个起码的市民阶层。同时，简单的经济结构也决定了权力结构的领主专制，统治阶级构成政府人员，几种合一状态同时存在。
    
　　对于现代性及相关词语的运用，我在价值取向上采取的是肯定的态度。外来的现代化模式必然产生的负面影响的论述我们已耳熟能详，事实上任何一种非本土模式都不可能完全合乎“此在”的现实，必然会发生某种改变，但这并不是说对其基本思路和随之展开的可能导致积重难返的社会后果没有批判的必要：什么才是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作为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都有反思和探索的必要。我之所以没有进行批判性分析，主要的理由是这一时期的现代性努力并没有为西藏现代化运动奠定出一个基础来，而且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种努力以另一种姿态重新启动，在这个世纪即将结束之时对“当下”进行审视和批判已经变得很必要了，不过这已不属本文的范围了。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的一大转折，虽然在其后的8年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但无论是进步力量还是保守力量都看到了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历史总在探索中发展，一帆风顺地前进不过是善意的梦想；不管进行怎样的道德和文化评价，现代化进程在持续和加速前行。
　　
参考文献：
1. 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下册)“张荫棠驻藏奏稿”，页1287—1458；“联豫驻藏奏稿”，页1459—1591；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
2. 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
3. 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宝石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
4. 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5. 东嘎·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民族出版社，1985年。
6.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
7. [加]谭·戈伦夫著，伍昆明、王宝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
8.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
9. 拉乌达热·土丹旦达：《我参与“龙厦事件”的经过》；拉鲁·才旺多吉飞回忆我的父亲——龙厦·多吉次杰》；噶雪·曲吉尼玛、拉鲁·次旺多吉：《拉萨英语学校破产记》，《西藏文史资料选辑（二）》，1984年。
10. 唐麦·顿珠次仁：《西藏拉萨初建水电站的尝试》，《西藏文史资料选辑（五）》，1985年。
11.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一）——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民族出版社，1989年。
12. 拉鲁·次旺多吉：《拉鲁家族及本人经历》（《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六)》），民族出版社，1995年。
13. 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11月版。
14. [苏]阿·姆·列谢托夫、阿·特·牙科夫列夫著，王献军译：《试论二十世纪上半叶藏族的社会经济问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注：
（１） 参见[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页39。戈尔斯坦之所以以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推行新政作为其上限，我以为与他对此前张荫棠等人推行新政措施的汉文文献缺乏了解有关，而这方面的藏文文献很少。
（２） 参见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
（３） 光绪在1906年5月15日电谕张荫棠：“朕惟西藏地方关系至为重要，现在中英两国新定约章，特命尔前往西藏查办藏事。所有按约开埠事宜亟应切实筹办，至藏中应行布置一切，并即悉心经画，随时详晰具奏。”
（４） 十三世达赖从印度返回后，“他高瞻远瞩地看到，若要使西藏得到发展，必须以外国为师，大批培养人才”参见拉鲁·次旺多吉：《拉鲁家族及本人经历》，页10。“水牛年文告”内容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三）——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
（５） 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三）》。
（６） 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三）》。
（７）  麦克唐纳在《旅藏二十年》中这样谈到，“这黜革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穿西式服装，剪短头发，但是真正原因实不在此，有几位年龄轻的军官，曾经于一种盟约上签字，表示无论如何在军政暗潮里，要彼此互相帮助。然而有一位青年虽然参加订盟会议，但是拒绝签字，并将这一消息报告政府。”转引自牙含章：《达赖喇嘛传》，页275—276。
（８） 资料部分见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页462—477。
（９） 见“噶伦堡西藏革命党简要协定”，转自《喇嘛王国的覆灭》页472。
（１０）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1907年6月9日)，张荫棠咨川督饬各属放行西藏采办茶种，以备种植。见“张荫棠驻藏奏稿”。
（１１） 只有在取得最高政治权力或在一个适宜的体制环境中，才有可能提出经济现代化等措施，否则没有任何意义。
（１２）虽然牧区在面积上所占份额较大，但主要人口则在农区，而且从文化和政治影响而言也主要在农区，庄园制是当时西藏的经济基础。
（１３） 与经济有关的西藏文献有一大特点，就是与差赋有关的文献清楚，如《铁虎清册》，除此则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这也从侧面反映了经济以何种方式存在于旧西藏社会。
（１４）另外，藏传佛教体系博大严整，在修习中重视因明，讲求辩难，但为什么难以生长出怀疑精神和直接宗教教义的改革，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原载《西藏研究》1999年第4期，文章原题目为《本世纪上半叶西藏政事的现代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