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近代以来全世界无人不知，也从未有哪个国家敢于公开否认的事实。藏族与我国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在长期的历史中，藏族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近代以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尽到了自己的光荣职责。

　　至迟在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已有人类生活。秦汉时期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对藏族的先民不甚了解，泛称之为西羌。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了吐蕃王朝，标志着藏族的形成。唐朝将文成、金城两公主远嫁吐蕃，双方时战时和，交往日趋密切。公元13世纪中国的元朝建立，将西藏（时称乌斯藏）并入版图，派官设制，驻军征税，视同行省。明朝沿袭了元朝对西藏的统治，对各派僧俗首领多封众建，发展西藏与内地的茶马贸易，确立了土司制度。清朝建立后，长期奉行“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国策，尊崇达赖班禅两大活佛。清朝初年借助蒙古和硕特部治理西藏，直至清雍正年间始设驻藏大臣，后不断加强对西藏的统治，派兵常驻西藏，建立噶厦政府，规定摄政制度。乾隆末年，在驱逐了入侵的廓尔喀人之后，制订“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了“金瓶掣签制度”。直至鸦片战争前，清朝对西藏施行着有效的统治。若干世纪中，在西藏从未有过什么“独立”的问题。藏语中，直至近代也没有“独立”一词。

　　一、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清朝政府的卖国主义和民族压迫政策，是导致西藏上层产生离心倾向的主要原因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近代殖民、资本主义的扩张，东方各国先后遭到列强的侵略。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门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地处亚洲内陆的我国西藏，也同样不能免遭列强的侵略。

　　近代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主要是英俄两国对西藏的侵略。沙皇俄国因地理上与西藏相距遥远，受到种种限制；英国则因其统治印度的便利，一次次发动对西藏的武装进攻，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变其为英属印度殖民地东北边境之外的一个缓冲区。英国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的元凶。

　　英国之觊觎西藏，始自18世纪后半期。但是直到19世纪末，一直是与行使着对西藏主权的清朝政府打交道的。1876年英国借马嘉理案而在《烟台条约》中设“另议专条”，规定英人将从中国内地或印度入藏“探访路程”，中国政府要发给“护照”，并通知驻藏大臣，“妥为照料”。这样一个条约，是强逼当时的中国清朝政府与之签订的。倘若西藏真是独立的，不受清朝政府管辖，英国又何必与清朝政府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呢？

　　那时，已经采取各种手段陆续侵占了尼泊尔、锡金（当时被称作哲孟雄）和不丹，又阴谋闯入西藏的的英国殖民者，在藏族人民心目中简直就是魔鬼的化身。尽管清朝政府一再逼迫藏人开放边境，开埠通商，但噶厦就是不依，发誓纵令“男尽女绝”，也要拦阻英人入藏。而有的清朝封疆大吏，也暗中赞同藏人反英的态度。如四川总督丁宝桢，对于持有清朝所发护照，朝旨令其护送入藏“探险游历”的英人，如若劝阻不听，则只护送至川藏交界的巴塘，并称巴塘一过，即属藏境。藏人不许洋人入藏，驻藏大臣亦无如之何。听凭甚至是希望藏人抗旨不遵，把英人赶出来。加之西藏高原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这样，在1904年之前的大约半个世纪中，没有几个欧洲人能够深入西藏。英国在世界范围从事殖民侵略所惯取的三部曲：传教士、商人、侵略军，在西藏不复灵验。以至于英人要雇佣和训练印度土著化装成商人、香客，手持经过改装的转经纶（内藏罗盘和测量记录）、胸挂特制的佛珠（不是僧人通常所用的108颗，而是100颗。这些间谍每行百步即拨动一颗佛珠，计步量程），偷偷进藏绘制地图。

　　为了打开西藏的大门，1888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战争爆发之前，清朝政府就一再压制藏人，不许西藏抗击侵略；战争期间，对西藏地方没有任何支持。西藏地方政府目睹清朝的腐败，乃萌生了联络俄国，利用沙皇俄国的帮助抗击英国侵略的念头。至20世纪初，十三世达赖喇嘛已经与沙俄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依据历史传统，俄国的布里亚特蒙古人可以自由地前往拉萨三大寺朝佛学经，而英国人和英属印度人却无此权利。当沙俄的间谍、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已经出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讲时，印度总督寇松尚不能与这位黄教领袖通信。英属印度政府中以总督寇松（Lord Curzon）为首的一批主张实行“前进政策”的帝国主义分子认为，沙俄在亚洲的迅速扩张已经造成了对印度的直接威胁。多年来，西藏对英帝侵略的抵制，不仅使印藏之间贸易的增长十分缓慢，而且造成英国在西藏的影响也十分有限。而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对寇松接二连三的信函不予答复的同时，却在主动地与沙皇本人取得联系，并仍以清朝政府负责西藏的所有涉外事务为托辞，坚持不与英印政府接触，而沙皇俄国则频频染指西藏，这就引起了英帝的不安。寇松等人觉得这是无法容忍的，于是谋藏日亟，一再要求在藏开埠通商，变西藏为自己独占的势力范围。清朝虽被迫同意，但噶厦坚决拒绝。于是英属印度政府决定派遣侵略军，用武力打开西藏的大门。这正是1904年英国侵略西藏的背景。

　　因为强迫藏人开门揖盗，至19世纪末，清朝在西藏的威望已经一落千丈，皇帝的圣旨已不再顶用，驻藏大臣也已被讥称为“熬茶大臣”（指其在藏所为，仅一年数次依例熬茶，布施寺院僧人而已）。

　　1888年、1904年，英国两度武装侵略西藏，清朝政府战前饬令驻藏大臣不许藏人抵抗，战争爆发后不予支持。尤其是在190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领导抗英战争失败后逃离西藏，清朝竟下令褫夺其名号，遭到藏族僧俗民众的一致反对。清朝在西藏更加威信扫地。清末张荫棠入藏查办藏事，赵尔丰川边改土归流，均多取高压手段。清朝还企图用消夺达赖喇嘛职权的办法加强对西藏的统治。这就引起了西藏上层的怨望。后达赖喇嘛虽应召进京，被恢复名号，但他与清廷间的裂痕已无法弥合，离京之前已在阴图英帝的谅解。1910年返藏后，达赖与驻藏大臣联豫冲突。清朝虽然覆灭在即，仍奉行民族压迫政策，派兵入藏弹压，终于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再度出逃，投奔了当年的仇敌英属印度。辛亥革命后，达赖喇嘛在英国的支持下返回拉萨，驱逐清朝驻军及在藏汉人。民国时期，西藏与祖国的关系始终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由此可见，近代以来，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所奉行的卖国主义政策和大民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导致西藏僧俗上层中产生了一股离心力。此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些当权者，又企图借英帝国主义的卵翼而自保，对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

　　二、帝国主义在西藏民族内部培植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并造成了数十年间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和西藏民族内部的不和

　　西藏人民英勇的抗英斗争，使英帝懂得光靠武力是不能压服西藏人民的。于是，在1904年之后，英帝开始尝试采取其他手段继续进行其侵略西藏的活动。手段之一就是在西藏内部寻找代理人，培植亲英势力。清朝末年在西藏实行的大民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为英国准备了在西藏内部培植亲英势力的条件。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在全中国的统治被推翻。此前出逃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帝的协助下于1912年返回拉萨，将驻藏清军驱逐出境。当时外蒙古已经宣告独立。中国发生的剧变又为英国扩大对西藏的侵略提供了绝好机会。

　　自从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起，英国对西藏的政策就发生了某些变化。如果说在1907年英俄签约之前，英国可以满足于使西藏成为位于印度和沙俄之间的一个缓冲区，那么1910年以后，它则要把西藏同时变为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区。[1]英国政府努力使西藏处于一种与中国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状态。维持西藏自治和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使西藏名义上作为处于中国宗主权下的一个自治地区，但实际上处于绝对依赖英印政府的地位，成为辛亥革命后英国对西藏政策的出发点。

　　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总统职位后，一面要求英国及早承认中华民国，一面派出尹昌衡进军西藏，试图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正常关系。英国政府竭力阻挠中国解决国内西藏问题的努力，先于1912年4月10日电示其驻华公使朱尔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要求中国政府作出保证，维持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作为承认（民国政府）的条件”。[2]随后又于1912年8月17日向北京政府递交了《朱尔典备忘录》，其主旨为以下五点：

　　1，英国过去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不承认中国有权干涉西藏的内政；

　　2，袁世凯于1912年4月宣布视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英国拒绝接受对西藏的政治地位作如此规定；

　　3，英国不同意中国在拉萨或西藏保持无限数量的军队；

　　4，将中国与英国就以上各点达成协议作为英国承认中华民国的先决条件；

　　5，上述协议达成之前，断绝中国经由印度与西藏的交通。[3]

　　接着，英国又一手策划了中英藏三方的西姆拉会议。

　　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间在印度西姆拉举行的中英藏三方会议，是英国政府乘我国发生辛亥革命之机，胁迫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参加的。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噶厦政府派出的代表，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与中英两国代表平等的身份参加了会议。由于英国代表在会议上怂恿西藏代表与中国政府对抗，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终使中国代表拒绝在英方拟就的条约草案上签字。西姆拉会议宣告破产。但是，英属印度政府的代表麦克马洪（Sir Henry MacMahon）却背着中方代表陈贻范，与藏方代表伦钦夏札秘密换文。其附图中所画的“麦克马洪线”，把历史上属于中国的大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非法地划入英属印度。这就是迄今为止仍然未获解决的中印边界问题产生的根源。

　　今天，当流亡国外的达赖分裂集团为“西藏独立”寻找理论根据时，总要搬出西姆拉会议和在此会议上形成的《西姆拉条约》。他们不敢承认，这次会议本身就是非法的，而如果没有英帝国主义的一手操纵，向当时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这样一次会议根本就不可能召开。更何况，中国代表并未在《西姆拉条约》上正式签字。所谓西姆拉会议，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最终是破产了。

　　西姆拉会议破产后，英国一面在西藏着力培植亲英势力和崇英感情，一面不断向当时的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其重新回到谈判桌边，与英、藏两方签订一个西姆拉式的条约。弱国无外交。北京政府既不愿应允，又不敢拒绝，只得一再推拖。1917年在康区爆发了第一次川藏冲突。英国人将大批新式枪炮卖给西藏，鼓动藏军东进，挑唆中国人打中国人，以此来达到保障其英属印度殖民地安全的目的。此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错误地认为，英国政府和英属印度政府真的能够帮助他巩固自己的权力。他把英印政府派来的帝国主义分子贝尔待为上宾，采纳其建议，着手在西藏征税、征兵，并将坚持反帝立场的班禅九世排挤至祖国内地，不仅令西藏与祖国的关系在西姆拉会议后再次恶化，而且造成了西藏民族内部的分裂。

　　三、帝国主义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但并不肯真正支持西藏独立

　　长期以来，国内外都曾有人误以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返回西藏，宣布了西藏独立，这并非事实。而近代以来英国侵略西藏的目的，也不是要把西藏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或帮助噶厦政府最终实现西藏独立。像英国这样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怎么可能帮助哪个弱小民族去实现自己的独立呢？英国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将其变成保护英属印度东北边境的一个“缓冲区”，而不是制造一个独立的西藏。只是因为打着支持西藏独立的幌子可以更为方便地策动分裂活动，他们才这样做的。但是碍于多年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的印度、缅甸和马来亚人民在本世纪上半叶已经提出了独立的要求，开始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对于英国来说，这样一个幌子用起来都必须十分小心谨慎。

　　不错，直接受雇于英属印度政府的查理斯·贝尔（Sir Charles Bell）和休·黎吉生（H. E. Richardson）等帝国主义分子都在鼓吹西藏独立。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当局的代表正是在英属印度政府的代表麦克马洪的怂恿之下提出“西藏独立”要求的。但是，在侵略我国西藏的问题上，英属印度政府与英国本国政府的政策又是有区别甚至有矛盾的。英属印度政府所顾及的往往是一时一地的自身局部利益，而英国政府却必须考虑它的全球利益。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全球利益还必须牺牲一些局部利益。由于制造西藏独立理所当然地会被俄、美等国认为是英国图谋独占西藏的第一步，会遭到俄、美等国的坚决反对，因此，自20世纪初就已开始走下坡路的英国政府，既有侵略西藏的一面，又有在西藏问题上小心谨慎的一面。这也正是1903年寇松提出“所谓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乃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一种政治上的矫饰”时，受到其上司英国政府印度事务大臣汉弥尔顿（Lord George F. Hamilton）的反对的原因。自那时以后，特别是1907年的《英俄协定》签订之后，英国既有与沙俄争夺西藏的一面，又有遵守与其达成的协议、在侵略中国和争霸世界的活动中相互勾结的一面。英国本国政府不仅从不公开表示支持西藏独立，而且，当英属印度政府及贝尔等人走得太远时，还要对其进行约束。

　　例如，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迫逃印后，有心投靠英国，不仅反对清朝在西藏的统治，甚至表示希望“将西藏的外交事务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要求英属印度政府支持他反抗清朝。但是，英国政府却规定印度政府“对待达赖喇嘛必须严守中立，而且不得给予任何政治支持”。不久后，又令贝尔明确通知十三世达赖喇嘛，英属印度政府“将不会在西藏和中国之间进行调停”。在贝尔笔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听到这一消息后，“是如此吃惊和忧伤，一两分钟都说不出话来”，眼中露出“一个人在被逼得走投无路时那种绝望的神情”。达赖的几位随行噶伦听到这一消息，更是神情沮丧，大喊今后“再也没有脸见人了”。[4]

　　1912年6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前夕，英属印度政府的官员在噶伦堡为其送行。经英国政府外交部批准，英属印度政府在达赖喇嘛离印之前交给他一份《送别文告》，表示，“印度政府希望看到西藏在中国宗主权之下保持内部自治”。[5]达赖返藏前后，贝尔曾力劝英属印度政府允许西藏从印度进口军火。贝尔认为，非如此则不能使西藏独立和强大。然而英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并不同意他的建议。[6]

　　到了1914年，英国虽然向西藏出售了5000支来福枪和一批弹药，但直到1919年，一再拒绝向西藏出售机枪、大炮等新式武器，甚至不许西藏向其他欧洲国家购买此类武器，然后经由印度运入西藏。英国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因为它“担心这会使西藏相对于中国来说太强大，并可能导致西藏的扩张侵略和独立”。[7]

　　英国政府不肯完全支持西藏独立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那个胎死腹中的《西姆拉条约》本身。在逼迫北京政府的代表参加这样一个旨在分裂我国西藏的会议之后，英国虽然怂恿西藏代表提出独立要求，但在条约约文中却绝口不提“独立”二字，只是要中国接受对西藏的“宗主权”和“西藏自治”。实际上，英国通过西姆拉会议，是想达到既据有西藏，又不承担风险和责任；既剥尽中国主权，又令中国能咽下这杯苦酒的目的。宗主权与自治，正是一面多刃剑。对其他列强，既让其感到了英国在藏的实力地位，又令其无法谴责英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对于西藏，既令少数上层有一个独立的美梦，又让它实现不了；对中国，则是要既否认其在西藏的主权，又让其仍觉脸面没有失尽而予以认可；对其他殖民地民族，特别是印度，则不使其有援引西藏先例，要求自身独立的口实。

　　由英属印度政府的代表起草、为英国政府批准、而终遭中方拒绝的《西姆拉条约》草案，其内容的确是耐人寻味的。条约草案第二款规定，中英两国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第四款规定，中国驻藏高级官员仍然可以照旧率适当卫队常驻拉萨。在条约草案的附件中，甚至写明“缔约各方的全权代表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8]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内容上，这里都没有表明英国承认西藏独立的意思。那么，英国在这里所为何事呢？

　　其实，英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同时，他们是否在为西藏谋利益呢？没有！他们考虑的只是自己的殖民利益，是英属印度殖民地的利益。在自本世纪初开始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英国的目的是：“西藏虽然名义上仍可保留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邦的地位，但在实际上应使它处于绝对依赖印度政府的地位” 。英国政府和英属印度政府所希望的，是“一个与其他大国势力相隔绝，而又仰赖英属印度，其军事和外交力量足以使中国人陷入困境，而又不足以使其自身成为任何意义上的一股势力的西藏。换言之，他们所希望的，乃是如同某些关注于西藏局势的英国观察家所描述的一个‘被弱化的’西藏”。[9]对于当时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英国政府和英属印度政府来说，他们只是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西藏建立起英国的排他影响，而不是制造一个独立的西藏。

　　英国侵略西藏的政策已如上述，那么美国又是怎样的呢？

　　从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之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近半个世纪中，美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态度一直是明确的。在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幌子下，美国与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强取了各种特权。但是美国没有直接占领中国领土，也反对其他列强在中国割占领土或独占势力范围的活动。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就曾指出：“美国的原则是中国的完整……。美国关于中国完整的观念是，西藏、蒙古和新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10]

　　美国政府官方就西藏问题最初提出自己的观点，是在20世纪初年。当时，统治着印度次大陆的大英帝国为了与沙皇俄国争夺在亚洲大陆的殖民霸权，亟谋侵略我国西藏。英属印度政府在发现无法通过清朝政府压迫西藏同意开埠通商、开放边境之后，即准备绕过清朝政府直接同西藏交往，向西藏施加压力。为此，英印总督寇松于1903年首次提出“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乃是一种法律上的虚构”，[11]试图否认西藏处于中国清朝政府的统治之下，否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并要求英国本国政府批准英属印度政府对西藏进行武装侵略的计划。目睹寇松一派在西藏所实行的前进政策，刚刚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不久的美国意识到英属印度政府的所作所为意在变西藏为其禁脔，这势将影响美国在华的未来利益，因而表示强烈异议。1904年，针对英印总督寇松炮制的“宗主权”理论，美国国务院训令其驻英大使提醒英国政府，英国曾经屡次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且“中国也从未放弃过他们的统治权”。美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十分关注中国的领土完整，不能同意英印总督寇松对于西藏的地位所做出的新的界定。[12]这显然是为了坚持其对华门户开放政策，阻止英国独霸西藏。与此同时，沙皇俄国政府也与英国交涉，逼其做出不吞并西藏的承诺。[13]寇松一派的主张招致了美、俄等国的反对，一度导致了英国与美、俄等国的龃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寇松致函英国政府印度事务大臣汉弥尔顿，就西藏的地位提出他的上述主张时，未能立即得到后者的同意。汉弥尔顿告诉他：英王陛下政府并不认为西藏问题仅仅涉及印度，处理西藏问题必须考虑其他列强的态度。英政府仍然认为西藏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省份。[14]

　　辛亥革命爆发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支持下从印度返回西藏，驱逐驻藏清军。当袁世凯政府派军进藏，着手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时，英国政府立即出面干涉我国内政。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一份致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提出，“英国过去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但不承认中国有权干涉西藏的内政”。[15]对此，美国政府虽然并未明确表态，但美国驻华使馆却公开指出：“美国对西藏不感兴趣。根据英中条约，认为中国不能进入西藏是没有理由的”。[16]这反映出美国官方视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对于当时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图谋侵略和分裂中国西藏的做法是持异议的。

　　1942年开始，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战争的进展及通过“驼峰航线”的运输量的增加，使得西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更为突出。美国对于西藏的兴趣也迅速增加。1942年7月2日，美国战略情报局（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局长多诺万上校（Major-General William J. Donovan）致函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称他的两名部下多兰和托尔斯泰（Lieutenant Brook Dolan II & Captain Ilia Tolstoy）拟从印度经由西藏前往中国内地，希望国务院指示美国驻印度新德里外交使团与英印当局联系，以期从后者获得必要的帮助。赫尔立即将此事呈报罗斯福总统，并建议他给达赖喇嘛写一封信。赫尔还建议，鉴于中国政府视西藏为中华民国的领土，为了避免冒犯中国政府，此信应写给作为宗教领袖而非世俗首领的达赖喇嘛。罗斯福总统当天就签发了他给达赖喇嘛的信。[17]

　　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派遣官方人员入藏。多兰和托尔斯泰二人于1942年底到达拉萨，面交了罗斯福总统给达赖喇嘛的信件和礼品。此次美国派员入藏，又正值摄政热振活佛辞职，大札上台，西藏内部亲英势力坐大，刚刚宣布成立非法的“外交局”后不久。美国人的来访，自然激起了西藏上层中少数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的希望。但是美国政府对于西藏的态度此时并无重大变化。1943年，当英国政府中有人建议公开承认“西藏独立”，并为此而探询美国政府对于西藏的地位的态度时，美国国务院很快即明确答复英国：“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其对于西藏拥有宗主权，以及中国宪法将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版图组成部分等事实。本政府对于上述事实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美国政府相信，此时就西藏的地位问题进行任何详细的讨论都是没有益处的。”[18]这等于是给了英国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实际上，当时美国政府中的某些决策者认为：“中国政府的感情对于这个国家（按指美国）和对与整个战争努力相连的联合国家（即同盟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西藏问题上，最好“避免无故地或无意中而得罪中国”[19]。

　　美国政府半遮半掩地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是从1947年，也就是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开始的。

　　1947年，西藏地方政府噶厦派出了一个由孜本·夏格巴率领的“西藏商务代表团”，游说美、英等西方各国支持“西藏独立”。当时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已成定局，夏格巴觉得时机对其搞“西藏独立”极为有利，把这个“商务代表团”的出访视为宣传“西藏独立”的绝好机会。为此，噶厦政府为其成员印发了西藏的“护照”，指令他们在旅途中尽量使用这种护照，[20]并由西藏“外交局”出面，提前给美国驻印度的大使写了信，请其将夏格巴一行准备访美之事转告美国政府。

　　该团11月自拉萨启程，12月初抵达印度，旋即与驻德里的美、英使馆进行联系，以获得前往美、英两国的签证。此前一年，噶厦政府派出的一个“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在德里拜访美国驻印度大使时，就曾向美方提出派员访藏的邀请。美国驻新德里使馆代办乔治·米勒克（George Merrek）为此建议华盛顿，因为“从对拉萨的友好姿态中获得的好处，要比因此招致与蒋介石的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重要得多”，所以应该派遣一个使团前往拉萨。但是美国国务院出于慎重，拒绝了这一建议。[21]此次夏格巴来，美国的态度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接到西藏“外交局”的信件后，美国驻印度大使立即致电国务卿，提出：“西藏作为亚洲的巨大的‘安全岛’的地位不容忽视……在未来10—15年之内，作为战略后方的西藏可能会得到开发，到那时西藏高原就会成为极为重要的军事基地，……”。10月底，国务院通知其驻德里大使，可以允许“西藏商务代表团”访美，但是，“应该想到，中国声称对西藏享有宗主权，而本政府从未对此提出过怀疑。相应地，本政府只能以非正式的礼节接待预定来访的西藏代表团成员，除非该代表团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正式批准。假如该代表团成员只携带有西藏旅行证件，那就应当按照‘257表格’而不应当按照他们的护照向他们发放签证”。[22]

　　西藏商务代表团于1947年12月30日走访了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官员，为其美国之行作准备。美国人与英国驻印度的高级专员一样告诉夏格巴等人，既然他们准备先到中国内地访问，那么可以在中国内地申请赴美签证。然而，英方却在夏格巴等人所持的西藏护照上签发了他们进入香港的签证。于是，这个代表团只好先到中国内地来。他们虽然可以利用噶厦政府的“护照”及英方的签证进入香港，却不得不用国民政府驻加尔各答领事馆为其签发的中国护照前往内地。

　　抵南京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官员劝告夏格巴等人不要自行前往美英。[23]夏格巴后来也表示拟由上海经香港返印。但是他们却对南京政府耍了花招。离开南京之前他们就已私下获得了英国驻华大使馆签发的的赴英签证。抵香港后，又获得了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签发的赴美签证，于1948年7月初离港赴美。

　　南京政府闻知此讯后，立即分别由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美方提出交涉。7月15日，顾维钧向美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随后，顾维钧又为此事面见美国国务卿马歇尔（Goerge Catlett Mashall）。马歇尔向顾维钧保证，“美对西藏，拟完全尊重中国意见办理”。数日后，美国国务院通知中国驻美公使谭绍华：美国“并没有以某种方式对中国在西藏的法律上的主权表示怀疑的意图”。马歇尔还为此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可以向中国外交部次长指出，“当签证申请者不能出示有效的护照或某个国家所签发的护照不被美国承认时，通常就在签证申请表格上签字核准”。后来美国务院又曾向顾维钧解释，称此事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对发给签证规定的误解，“因此不必过于认真”。[24]后来由于国民政府态度坚决，美国政府在接待该团的问题上，确实尊重了中方的意见。在西藏代表团会见美国总统杜鲁门（President  H. Truman）的问题上，顾维钧坚持要由他代为提出申请，安排谒见，并陪同代表团成员前往白宫。在夏格巴拒绝了顾维钧的陪同之后，杜鲁门最终没有接见他们。

　　十分明显，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之际，美国是准备在西藏问题上做手脚的。事情并不像某位美国官员所说，美国“没有任何侵犯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打算”，“驻香港美国总领事并未于夏格巴等所持旅行证件上签证，仅于另一普通纸上签注可入美境，此项签注并无损害中国对西藏主权之意”。[25]根据夏格巴本人提供的照片，此项签证分明是直接签在了夏格巴所持西藏当局擅自印发的护照上。[26]而给夏格巴出主意，让其在香港申请赴美签证，并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此项建议的，正是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27]

　　美国政府此番试图分裂我国西藏的阴谋活动之所以浅尝则止，不敢公开支持西藏独立，一是因为他在支持国民党打内战，不能不多少照顾南京政府的面子；二是因为在短时间内无法根本转变其传统的西藏政策。夏格巴一再碰壁。所谓的“西藏独立”，没能得到西方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承认。最后，这个“西藏商务代表团”只得于1949年初返回拉萨。

　　当着南京政府在全中国的统治行将覆灭之际，美国再次考虑改变其对西藏的立场。1949年1月8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森（Ambassador L. Henderson）致电国务院，要求改变以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立场，积极考虑支持西藏独立，以适应美国在东南亚遏制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他建议，如果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美国就应当准备把西藏作为独立国家对待。[28]新中国建立前夕，美国人劳尔·托玛斯父子（Lowell Thomas & Lowell Thomas, Jr. ）以“无线电评论员”的名义，于1949年8月前往拉萨活动，2个月后才返回美国。他们此行的目的，除了鼓动噶厦政府以武力抵御“共产党的侵略”之外，还要把“一个独立的西藏的观念，带给长期以来一直被告知西藏是中国遥远的一部分，英国帝国主义的贪婪目光在盯着中国的这一部分的美国公众”[29]。尽管劳尔·托玛斯父子并无官方身份，但其拉萨之行却显然得到了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森和夏格巴等人的协助。据当时南京政府驻美、英使馆人员的分析，“美政府所以对西藏表示好感，盖欲利用西藏为将来对苏联之空军基地”[30]。显然，此时美、英帝国主义均已看出，蒋介石政权的垮台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胜利，仅仅是时间问题了。鼓动西藏独立，既可以不让西藏落入中共手中，又可以在冷战中多一张牌打，不失为一个值得考虑的办法。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政府甚至曾经打算直接提供大量武器支持西藏独立。但是经过通盘考虑，后来还是放弃了这种打算。美国驻印度大使馆的一名一等秘书在解释美国政府采取这一态度的原因时说，“美国的观点是，尽管在一年前或许可以在这方面做些什么，但现在向西藏提供任何武器都已为时过晚了。此时承认西藏独立，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政府（按指国民党政府）来说是不礼貌的，而对中国的共产党人来说则是刺激性的。”[31]当时，由于英国和印度都对向西藏提供大量武器采取了犹疑观望的态度。尤其是刚刚独立不久，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印度，不肯把自己绑在美国冷战的战车上，协助美国向西藏运送武器，公开支持西藏独立，这就使得美国不敢贸然公开支持西藏独立。

　　然而，西藏的分裂势力却依然对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天真的幻想。1949年7月，西藏当局以防共为名，制造了“驱汉事件”，将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全体官员眷属强行送往印度，企图借此脱离祖国，阻止西藏的解放。1949年11月，噶厦政府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写信，公然要求西藏独立，并将该信的副本分寄美、英两国，希望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但是印度独立之后，英国对于西藏的兴趣已经大不如前。英国首相贝文（E. Bevin）只是淡淡地答复噶厦：他正怀着同情之心考虑噶厦来信的内容，并保证“英王陛下政府将继续对西藏表示友善和关注”。不久，美国国务院在给噶厦的复信中表示，西藏问题留给英国和印度处理会更妥当，又把此球踢了回来。碰了钉子的噶厦还不死心，于12月底再次向美、英两国求援，同时提出了加入联合国的荒唐要求，并准备派专人分赴美、英等国寻求政治和军事援助，但却再次遭到拒绝。[32]

　　这时，青海、西康两省的部分藏族地区已获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即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出致敬电，希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12月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解放西藏的命令，并通知噶厦政府迅速派代表来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事宜。多方奔走而又得不到美、英等国明确支持的西藏当局，不得不派出了赴中央谈判的代表团，于1950年3月初到达印度的噶伦堡。此后，他们一面游说印度政要，请他们支持“西藏独立”，一面在帝国主义势力的鼓动下滞留印度，坐观形势的变化，仍然希冀帝国主义最终会帮助他们阻止我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美国有心帮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利用西藏当局。但是美国有美国的难处。它既不像印度那样与我国西藏接壤，又不像英国那样历史上与西藏有过长期的交往。更为麻烦的是，美国政府一直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将近半个世纪期间，当英国企图把西藏从我国分裂出去，否定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曾经多次表示反对或异议，如今实难突然宣称西藏不是中国的领土；而50年代初期美国的军事技术，既无法把第七舰队开到印度平原上，也不可能绕过印度将大量军用物资空运入西藏。但是，出于帝国主义的本性，美国是一定要做些什么事来阻挠和破坏中国人民解放西藏、统一祖国大陆的神圣事业的。

　　1950年4月，正值美国犹豫不决之际，传来了夏格巴等人因寻求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无望，正在考虑前往莫斯科争取苏联援助的消息。美国政府闻讯着急了。国务卿艾奇逊电示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森，令其以私人名义非正式地告诉夏格巴：美国之所以尚未答应西藏的要求，并非对西藏不关心，而是担心如果马上对西藏表示出明显的兴趣，会激起中共更快地采取行动。美国估计，假如不采取过激的行动，大规模进军西藏所面临的地理和后勤等方面的困难，将会使中共的军事行动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美国还期待那时印度政府会协助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

　　很明显，美国人想既不承担援助噶厦的风险，又要鼓起西藏当局与中国共产党对抗的勇气。但是夏格巴也并不那么傻。1950年6月，千方百计拖延与中央政府谈判的夏格巴走访了韩德森，并且直截了当地问他：如果中国“侵略西藏”，美国会提供什么形式的援助？噶厦政府需要在知道了美国政府的确切态度后，作出是与我谈判议和，还是进行对抗的决定。韩德森仍然支吾其辞，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在进一步与英国磋商。美国国务院告诉英国驻美大使：“拉萨已经宣布了其抵抗共产党向西藏扩张的意图，并拟派特使前往美国求援，设法促成西藏加入联合国。美国政府已经向他们泼了凉水……（现在）显然有必要暗地里向西藏人提供有限数量的特殊军事援助，神不知鬼不觉地鼓动西藏人自愿起来反抗共产党的统治”。接着，美国要求英国向印度施加影响，“以使其承担向西藏提供援助和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的责任”。英国马上予以拒绝。英国外交部告诉美国国务院：“我们过去之所以对西藏感兴趣，是由于它毗邻印度。现在英国的利益已经转给了印度政府……我们在该地区没有任何利益”，“我们认为，任何干涉西藏的企图都将是徒劳的和不明智的”。[33]
英国表示洗手不干了。美国仍不死心。8月，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会晤夏格巴，向他转告了华盛顿的态度：如果西藏打算抵抗共产党的侵略并且需要帮助，美国政府准备向其提供军用物资以及经济援助。但是美国不会派遣军队和飞机进藏。夏格巴当即对这位总领事表示，一旦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噶厦就有能力对付共产党。“无论如何，西藏决不会同意中国对其享有主权。”他还说，西藏当局现在的策略就是拖延时间。这也正是西藏代表团滞留印度迟迟不去北京谈判的原因。[34]

　　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洞察当时的国际形势，对美、英、印等国在西藏问题上的矛盾心里和尴尬处境了若指掌。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指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35]1950年初，中央决定由西南局主要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由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对西藏实行多路向心进兵。进藏主力十八军2月初自四川乐山出发，5—7月间已经进抵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巴塘等地。在一再催促噶厦派代表来京谈判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奉命于10月间发动了昌都战役，一举歼灭了藏军主力。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西藏的军事行动，使得噶厦拖延谈判的伎俩彻底失败，也令帝国主义指望高山大河的隔阻会使我军不敢迅速进军西藏的幻想破灭了。

　　昌都战役后，噶厦政府已经输光了与我进行军事对抗的本钱，而美国政府并未如约向其提供军事援助。噶厦一面迫使摄政大札下了台，让年仅16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一面向联合国求援。但是无论美国、英国还是印度都不敢挺身而出，公开支持“西藏独立”。噶厦政府走投无路，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派代表来京谈判。

　　四、“西藏独立”的实质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频遭内忧外患。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近代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今日西藏问题的远因之一。在从本世纪初开始的将近半个世纪中，英国一直鼓动和怂恿西藏独立，企图用承认中国对西藏所谓的宗主权的办法，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历史上西藏当局曾经三次提出西藏独立：第一次是在1912—1914年，辛亥革命后不久，在英国一手策划的西姆拉会议上；第二次是在1942—195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至西藏和平解放前；第三次是在1959年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之后。

　　纵观历史，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所谓西藏独立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36]西藏内部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者所鼓吹的所谓“西藏独立”，最初不过是英国为了维护其在英属印度的殖民利益、分裂我国西藏而抛出的一个钓饵，后来则成为西藏少数反动上层在帝国主义的怂恿挑唆下产生的一个梦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数十年间，“西藏独立”是西藏僧俗贵族中的一小撮亲帝国主义分子为了维护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维护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在帝国主义的帮助和纵容下进行的分裂祖国的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独立”又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反华反共和干涉我国内政的工具，成为西藏少数反动上层抗拒和阻挠西藏社会制度改革的旗帜。表面上看，这些人鼓吹“西藏独立”，似乎是在为西藏民族争取自由和解放，但实质上不过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为了永远保留反动落后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而进行的分裂国家、分裂中华民族的活动，是这个没落阶级的垂死挣扎。这种分裂活动是逆历史潮流的，既违背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违背了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藏族的根本利益。因此，它根本得不到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西藏人民的支持。于是，西藏少数反动上层要从事“西藏独立”的活动，就不得不从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华反共势力那里寻求支持。

　　同样地，半个世纪以来，英、美帝国主义插手制造“西藏问题”，明里暗里怂恿和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也并非是对西藏人民情有独钟，改变了它们侵略和奴役亚非拉人民的本来面目，要为西藏民族谋解放。不是的。支持“西藏独立”的活动，在历史上曾经是英、美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一个阴谋，是它们进行冷战和反华反共活动的组成部分；在今天，则是它们坚持冷战思维，图谋分裂中国、遏制中国的阴谋手段。然而，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都无法实现的“西藏独立”，在日益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更加不会有实现的可能。如今，就连达赖集团的成员中也不乏有人看出，无论英国抑或美国，都并不曾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而真正支持“西藏独立”。[37]这场时断时续地折腾了近一个世纪的闹剧不会有什么结果。值此西藏和平解放近半个世纪和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四十周年之际，回顾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对我国西藏的侵略，探讨所谓“西藏独立”的由来及其实质，无疑能够加深我们对于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增强我们今天进行反分裂斗争的自觉性。

[1]［澳大利亚］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Neville Maxwell）著，陆仁译：《印度对华战争》（India’s China War），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41页。

[2]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FO535，第15卷，第36页，第47号文件；转引自王远大：《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277—278页。

[3]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FO535，第15卷，第153—154页，第193号文件附件；转引自王远大：《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第280—281页；该备忘录节录又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292—293页。

[4]［英国］查理斯·贝尔（Charles Bell）著，冯其友等译：《十三世达赖喇嘛传》（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编印，第88—89页。

[5]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FO535，第15卷，第101页，No.116。转引自《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第279页。

[6]《十三世达赖喇嘛传》，第115—116页。

[7]［美国］ 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第85页。

[8]《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03—305页；《喇嘛王国的覆灭》，时事出版社1994年，第860—862，867页。笔者在此参照了上述两书中所载的两个译本。

[9]《印度对华战争》，第61页；［英国］ 阿拉斯太尔·兰姆(Alastair Lamb)著：《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年》（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Roxford 1989），罗克斯福特出版社1989年，第117页。

[10]［日本］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198页。

[11]印度总督致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汉弥尔顿，1903年1月8日， 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182—187页。

[12]李铁铮著，夏敏娟译：《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3，212页。

[13]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顿候爵致英国驻俄大使斯高特爵士，1903年4月8日，见上引《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33—235页。

[14]英国印度事务大臣汉弥尔顿致印度总督，1903年2月27日， 见上引《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185—186页 。

[15]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FO535，第15卷，第153—154页，第193号文件附件；转引自《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第280—281页；该备忘录节录又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292—293页。

[16]转引自《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第239页注2。

[17]国务卿至罗斯福总统，1942年7月3日；罗斯福总统至西藏的达赖喇嘛，1942年7月3日；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2年·中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Washington 1956），第624—625页。

[18]美国国务院致英国大使馆的备忘录，1943年5月15日。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3年·中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Washington 1957），第630页。这里，美国政府虽然使用了“宗主权”一词，但却是在主权的意义上使用的；就连鼓吹西藏独立的某些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例如，可参见下引范·普拉赫书第128—129页及第323—324页的注。


[19]伯利（助理国务卿）致多诺万（战略情报局主任），1943年4月23日。上引《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3年·中国》，第629页。

[20]夏格巴·旺曲德典著，刘立千、罗潤苍等译：《藏区政治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内部版，第221—224页。

[21]转引自张值荣著：《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88页。

[22]转引自《喇嘛王国的覆灭》，第596页。“257表格”通常是美国在对访美者所出示的护照不予承认时发给来访者的一种签证。

[23]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35页；《喇嘛王国的覆灭》，第600页。

[24]《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刘师舜报告》，见《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61—365页；《喇嘛王国的覆灭》，第609页。

[25]  顾维钧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409页。

[26]《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410—414页，美方的主管官员巴特沃思告诉顾维钧的话；《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62—363页；马歇尔的指示及夏格巴护照复印件见《喇嘛王国的覆灭》，第604—605页。

[27]《达赖喇嘛传》，第335页；《藏区政治史》，第223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8年》，第7卷，第758页，司徒雷登致马歇尔，1948年5月11日。

[28]培根致斯普罗思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年》，第9卷，第1065页.。

[29]《西藏，中国与印度，1914—1950年》，第516，533页。

[30]《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65页。

[31]英国国家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FO 371/76314 F16015，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致联邦关系部，1949年11月8日。

[32]《喇嘛王国的覆灭》，第644—647页。

[33]《喇嘛王国的覆灭》，第683—689页。

[34]《喇嘛王国的覆灭》，第691—693页。

[35]李觉：《回忆和平解放西藏》，载西藏军区政治部编：《世界屋脊风云录》第1辑，第17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6]江泽民主席在会见美国副总统戈尔时有关西藏问题的谈话，《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7日。

[37]达赖喇嘛1990年在其自传中也承认，美国中央情报局之所以帮助他，“不是因为他们关心西藏的独立，而是作为他们在全世界企图破坏共产党政府稳定的努力的一部分。”参见吉姆·曼：《档案表明，中央情报局在60年代向西藏流亡分子提供援助》。原载美国《洛杉矶时报》1998年9月15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