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16年生在今天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党坝乡的一个藏族农民家庭。原名桑吉悦西。1935年我18岁的时候，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到阿坝。我看到这一支向着穷苦人的队伍，瞒着父母参加了红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

　　到了延安后，组织上先后送我到中央党校民族班和延安民族学院学习。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央将我从塞北高原调到康藏高原，任西藏工委委员，并参加十八军先遣支队到达甘孜。后因工作需要留在西康省（西康省于1955年撤销，分别划入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先后任阿坝、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的第一任州长。1956年我曾作为副团长参加陈毅副总理率领的中央代表团，第一次到拉萨。1965年，我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第二次到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庆典。1969年，中央将我调入西藏工作，先后任中共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副组长、西藏军区第二政委、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我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主席。到1981年调到四川省工作，前后在西藏工作12年之久。

　　我刚到西藏的时候，正值“文革”期间。上任后首先遇到的是物资短缺这个当时困扰西藏最严重的问题，交通运输系统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状态，运输常常中断，进藏物资运货量连续下降，1969年的进藏物资比1967年下降了53％，西藏各地库存的粮食和百货也连连告急。当时，西藏所需的物资，全靠汽车从青藏和川藏两条公路由内地运来。进藏公路交通线长，路况差，汽车消耗很厉害。要保障公路运输的畅通和效率，汽车的维修工作显得格外重要。经过调查了解，我选择了拉萨汽车保养场，作为解决这一矛盾的突破口。拉萨汽车保养场是西藏交通运输系统的一个大厂，有1000多名职工，每天可以维修保养二三百辆汽车。从青藏公路进藏的汽车，主要在这里维修和保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到 1969年，拉萨汽车保养场的生产、运输陆续恢复。1971年以后，西藏的运输工作逐渐恢复正常。此后，随着中央支持西藏力度的不断加强，西藏的交通运输有了明显的改观。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西藏全区仅有极少部分城镇铺有黑色或水泥路面，包括青藏、川藏公路在内的主要干线公路均为砂石路面。恶劣的路况严重影响了运输效率。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我和自治区、西藏军区领导开始着手解决制约西藏运输的这一瓶颈问题。1973年，西藏开始勘测设计青藏公路沥青路面工程。1974年，工程全面开工，经过西藏交通厅、青海交通厅和武警交通第一总队近4万名职工和指战员近12年的艰苦奋斗，1985年12月，格尔木至拉萨，全程1156公里的青藏公路改建成柏油路面。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里程最长的二级柏油公路。

　　1973年10月，滇藏公路全线通车，同时还修了一些支线。到1976年，全区公路总长1.58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比1965年增加8.5％。西藏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公路网，全区97％的县和75％的区通了公路。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拉萨、日喀则、山南、那曲、昌都、阿里六个地（市）运输机构和企业相继建立，承担了原先全部由自治区车队和部队车队承担的客货运输的分运任务。

　　青藏、川藏公路通车后，西藏国民经济和部队建设所需的石油一直靠油罐车从青海、四川两省运进。漫长的距离和糟糕的路况，使一车油拉到西藏，运油车自身就要消耗1/3。这不仅难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汽车运油也不安全。石油的问题成为制约西藏运输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设输油管道，取代汽车运油。1972年5月，经周总理批准，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长的输油管线，格尔木至拉萨成品油输油管线工程开始实施。这个工程当时代号为“五三Ｏ工程”。同年7月，工程进行勘测设计工作，第二年3月开始破土动工。经过3年多的艰苦施工，1976年11月全线试输油成功。1977年，全长1080公里的输油管道正式投入使用，每年可向西藏输送成品油8万吨以上。拉萨、那曲地区汽车运油的历史从此结束。到1979年，西藏货运总量比1970年增长了11.4倍，平均年增长104％。国家每年不断增加的援藏物资得以顺利运抵西藏各地，对西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西藏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防建设，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吃饭问题，在西藏一直是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早在和平解放西藏时期，中央就作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目的是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帮助西藏地方恢复生产。其后的20多年，历届西藏工委、自治区党委领导始终毫不放松地抓农牧业生产。上世纪70年代，我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分管农牧业。我从小生活在农村，深深懂得农牧民吃饭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我对农牧业，特别是粮食问题，随时挂在心上。我和自治区有关部门十分注重科技兴农。冬小麦的成功推广，是西藏粮食生产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西藏原为春小麦的种植区，凡是能种青棵的地方，几乎都可以种植春小麦。解放后，冬小麦仅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东部河谷地区有少量试验性种植。较之青棵和春小麦，冬小麦具有高产、稳产、抗逆性强、增产潜力大等特点。70年代初，自治区把推广冬小麦作为发展粮食生产的一项重要技术来抓。1972—1980年的9年里，西藏全区平均每年冬小麦种植面积占粮食作物面积的16.1％，总产占粮食总产量的21.2％，成为西藏仅次于青棵的第二大粮食作物，对发展西藏的粮食种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推广冬小麦过程中，也出现过分强调冬小麦，忽视青棵的种植，致使西藏一度出现青棵供不应求的局面，造成了粮食结构比例失调。对此状况，我经常深入到农村，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与自治区其他领导一起研究解决了农业既丰产，结构又合理的问题，至1976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47万多吨。

　　西藏地处高原，大部分地区属于牧区。天然草地面积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68.12％，占全国天然草地总面积的1/5，居各省、自治区草地面积的首位。畜牧业在西藏的第一产业中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是西藏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在“文革”期间，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西藏一些地方一度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盲目开垦草地种粮，许多水草肥美的草场遭到破坏，也破坏了长期以来在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农牧结构。我针对农牧结构的问题，1973年3月，在自治区社会主义改造会议上强调：“大家无论如何要重视牧业……。不要看到这一块可以种，那一块也可以种，结果把草场破坏了。因此，要特别注意，特别警惕，既要考虑发展农业，也要考虑发展畜牧业，二者不能偏废。农业要搞上去，畜牧业也要搞上去。牧业政策搞对了，发展就快，对农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这一时期，西藏在发展畜牧业方面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大搞草场基本建设。通过不懈努力，到1978年，全区牲畜总头数达到2349万头（只），比1965年增长38.1％。牧业总产值达到2.35亿元，增长34.3％，牧业进入良好的发展时期。

　　1975年，在邓小平同志对工业、农业、交通、科技进行全面整顿时，西藏对全面上马的一些小型工业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效益也给予重新认识。那时，拉萨、昌都和波密地区相继建立了化肥厂、糖厂、造纸厂、无线电厂、机械厂、农具厂，但不久有的半途而废，有的建成后就被迫关闭，白白浪费了国家支援西藏的大量财政经费。当时，我与党委的其他领导对新上马的这些企业陆续进行了调研。我认为在西藏，就当时的情况看，工业基础很薄弱，要大发展，不可能。“填补空白，全面发展”，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

　　“文革”中，在“填补空白”搞工业项目的同时，西藏的民族手工业和家庭个体手工业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遭到严重破坏。众多民间传统老艺人受到冲击，大批手工业者弃工务农务牧。具有鲜明西藏特色的手工艺品如地毯、围裙、氆氇、雕刻等，品种减少，产量下降，直接影响到群众的物质生活。不仅如此，当时，西藏发展农牧业必需的各种产品，如铁锹、十字镐、钢钎等工具，也供应不上。根据这些情况，自治区党委及时采取措施，关闭了一些经济效益很差的企业，同时对民族手工业采取了扶持措施。

　　进入20世纪80年代，西藏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作为西藏自治区的主席，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1980年2月23—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党的领导体制发生了一次重要改革。“文革”以来中断工作的中央书记处重新成立，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中央书记处成立后，立即着手解决一批省、市、自治区的工作问题。第一个着手研究的就是西藏自治区的问题。

　　1980年3月14、1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相对以后的几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的目的在于帮助西藏全面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结束工作中的徘徊状态。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西藏自治区主要领导成员任荣、郭锡兰、巴桑和我等参加了会议。胡耀邦总书记对西藏工作作了重要指示。确定了以下重要政策：继续落实农牧区的经济政策。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在“三自一副”（自留地、自留畜、自留山和家庭副业）等一系列问题上，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特别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认真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重视使用藏语文，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在提干、招兵、招工、招生等方面要保证少数民族的比例名额。要注意培养一支藏族知识分子和职工队伍。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要尊重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活动；对现有寺庙要保护维修，对佛学和宗教经典进行系统研究，对散失和残损的藏族文物典籍要进行搜集整理。认真做好民族、宗教上层爱国人士的团结教育工作。在政治上关心他们，生活上照顾他们。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西藏面临的任务，并产生了《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西藏自治区党委从4月24日—6月3日，先后召开了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党委扩大会和区党委二届五次（扩大）会议。根据中央精神，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逐步把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结合西藏的实际，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恢复和发展农牧业上来。在农村和牧区，坚定地执行党中央的休养生息政策。自治区政府还决定，从1980年起，免征牧业税，同时取消对畜产品的统购、派购任务，取消一切形式的摊派，大大减轻了牧民的负担。这些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调动了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牧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在调整农牧业经济政策的同时，自治区党委决定开始实施“一江两河”工程，为西藏的农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和它的两条支流拉萨河、年楚河被称为西藏的“一江两河”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水土资源、对外交通等综合因素均优于西藏其他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西藏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是西藏的腹心地区和粮食重要产区。“一江两河”地区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西藏发展农牧林业，特别是农业生产的首选目标。经过反复讨论，自治区党委决定首先治理年楚河，将其作为全面治理“一江两河”地区的突破口。日喀则地委成立了工程指挥部，具体组织指挥治理工程。工程实施过程中，我和任荣等自治区领导多次前往工地视察指导工作，并参加开挖沟渠、搬运土石的劳动。经过几年的奋战，工程共砌岸护堤211公里，河床宽度被控制到120米左右，造出滩涂地4.5万多亩，其中农田19000亩，宜林地3万亩，治理涝渍地2万多亩，扩大灌溉面积8000多亩。工程进行之中，两岸的几个县同时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改土治水”，修筑灌溉渠，建设成地平、连片、成方，便于农业机械化作业。农业生产条件得到较大改善。1985年，年楚河沿岸的江孜、白朗、康马3个县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80年代以后，“一江两河”地区综合治理工程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力度进一步增强。

　　1983年初，我退居二线，当选为中共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常委。虽然人离开了西藏，但我的心却时刻牵挂着那片广阔美丽的雪域高原。西藏十二载，一生不了情。我从一个贫苦的藏族娃子成长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还曾主持过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工作。这一切，都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可以说，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就连天宝这个名字，也是毛主席在延安给我起的。70年来，我带着这个名字，经历了解放战争、共和国成立、进军西藏、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漫长岁月。没有党的培养和教导，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党和国家英明正确的治藏方略，就没有西藏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