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星生将珍藏的2330件藏品捐给了西藏博物馆
　　

　　珍藏西藏感动北京 
　　
　　“感谢欧亚大陆板块相撞，创出了世界第三极地——西藏。感谢藏族人民为人类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让我艰辛地醉倒了四十多年。感谢党和国家对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和挖掘、保护与弘扬，没有党和国家的支持，我做的事是不可能上升到这样的高度的。”
　　
　　叶星生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跟我说——少时从四川进藏40多年，数年前又来到北京工作，鬓已斑白，仍是乡音未改。 
　　
　　这是2007年12月2日，在首都博物馆“叶星生抢救、保护西藏民间文化遗产成果展”的展厅里。满满当当的480余件（套）反映西藏民俗宗教文化的艺术品，是他1999年之后发现和征集的藏品——此前，他曾将2330件藏品无偿捐赠给了西藏博物馆。 
　　
　　叶星生曾说，“我有一个习惯，每逢大年初二人家走亲访友的时候，我把自己关起来，焚上一支香，泡上一杯茶，把过去一年的叶星生全部展开，挂在墙上，自己当回公正的判官来认真审视。” 
　　
　　2007年的日历掀到最后一个月了。叶星生会想起什么呢？ 
　　
　　也许是岁初的四川。老母亲病重，叶星生拖了又拖，直到大年初二才飞到母亲身边，带着手头筹划藏族文化博物馆的策划方案。在母亲身边守了四天，他也在床边用画夹做书桌，写了四天。大年初五完稿的时候，母亲也去了。对于一生痴迷于西藏民间文化，没有妻子儿女的叶星生来说，母亲是最亲的亲人了。这一刻，依稀有新年的鞭炮声。 
　　
　　也许是七月的北京。在同仁医院做完白内障切除手术不到一天的叶星生接到电话：工作室被洗劫一空，200多件珍贵藏品被盗。一只眼睛尚包着纱布的叶星生赶到工作室，夏日炎炎，身子却似在冰窖里，“像被撕裂一样，心被掏空了！”叶星生后来说。十天后，这起被警方称作“七○三”的重大刑事案件被侦破，绝大多数藏品追回。但中间十天的生死得失，炼狱天堂，外人又怎能悉数体会？ 
　　
　　也许就是这一刻，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在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长期关怀下，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推动和国家的专款支持下， “珍藏西藏展”如期举行。来自成都、洛阳、拉萨、北京的藏族、汉族志愿者都来帮他，热情的观众簇拥着他。“叶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这个展品的历史吗？” “叶伯伯，我能跟您合个影吗？”一位大妈眼看着叶星生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手里拿着饼追着，心疼得非让他吃一口。一位大爷帮叶星生擦展窗、收东西，非得帮他做点什么才安心。在展厅的留言本上，更是写满了感人的话语，有北京市民的，有藏族同胞的，有国外友人的…… 
　　
　　“这是首次在北京以收藏这种特殊的文化形式来表现藏族人民的生产生活、衣食住行及传统文化的盛会，是一次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给予高度重视并进行挖掘、保护与弘扬的盛会，是一次倡导全民的文化保护意识和奉献精神的盛会。”叶星生评价说。 
　　
　　而为这次展览感到欣慰的，不仅仅是叶星生，还有许许多多关心他的领导和同事。四年前，北京中国西藏藏学研究中心“慧眼识珠”，以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将叶星生调到北京，给了他宽松的工作环境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叶星生没有离开他的西藏之根，四周都是藏族建筑，有一半是藏族同事，工作性质更能发挥在西藏民间文化保护、收藏方面的特长，北京的领导、同事、专家、学者、同行、朋友给了他灿烂的阳光、丰厚的水源、有力的支持，给他的事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没有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长期关怀，没有中国藏研中心对此次展览的高度重视和直接领导，是不会有今天的盛会的。”叶星生曾表示。而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的心中，更把这次展览看作未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藏族文化博物馆的一次“演习”。 
　　
　　“叶星生的2007年，从头到尾，中间的喜怒哀乐，跌宕起伏，可以写一部电影了。”工作人员小付曾跟我说。果真是电影吗？像故事的高潮一样，所有的这一切，在2007年的岁末，都仿佛有了回报。 
　　
　　而从一个汉族孩子13岁迷上西藏民间文化开始，近半个世纪默默的执着与热爱、守望与奉献，此刻也都物有所值了吧。 

叶星生绘画作品《天界》
　　

　　他爱西藏、画西藏、收藏西藏 
　　
　　“我本质是画家。”叶星生以收藏知名，但他更愿意强调自己的画家身份。可不是，他作为画家的履历是颇可以炫耀一下的：国家一级美术师，曾先后师从四川画家冯灌父、十世班禅的宫廷画师西洛老人；曾获全国美术展览会二等奖的《赛牦牛》独创了一种叫“布画”的画法；被选派到人民大会堂画壁画、任西藏厅壁画组组长时，只有29岁，他用五年时间设计、绘制的“扎西德勒图”等七幅大型壁画，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班禅大师的高度评价。 
　　
　　从热爱艺术的本质上说，画家到收藏家的距离，其实并不遥远，而对于叶星生来说，似乎更是在13岁的某一天，就把这两项人生的事业拴在一起了。 
　　
　　叶星生生在四川，长在西藏。他常说：“汉族母亲生下了我，但藏族人民养育了我。”1961年，13岁的叶星生从天府之国四川来到父母亲的工作之地——西藏山南。自幼酷爱书画的叶星生到昌珠寺临摹壁画，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僧人拿出一罐酥油人参果招待他。人参果转眼吃完，老僧人说：“这罐子是你的了。”这是一个绿釉陶罐，它在叶星生的藏品里不见得价值多高，但却为一个汉族孩子轰然打开了一道大门：那门里面，是斑斓的西藏民间文化，神秘、璀璨，比一切光都耀眼，比一切糖果都诱人，召唤着他。 
　　
　　叶星生就这样走进了这道门，带着心醉与痴迷。门里边的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精彩，叶星生一走就是半个世纪，青丝变成白发亦不改初衷——走着走着，竟发现，收藏家的身份成了主要的，画家的身份，倒显得淡了。 
　　
　　在他的收藏史上，故事可真不少。有时让人忍俊不禁：走到哪儿都习惯性地“眼睛滴溜溜乱转”，看有没有“宝贝”，差点被当贼抓了；去买毛毯，结果抱了两个罐子回来，倒把毛毯忘得一干二净；有时让人扼腕叹息：有一次看中了一块元代的藏经书护板，就因为囊中羞涩，被老外抢了先，失魂落魄了好几天…… 
　　
　　我看过他以前的一组照片：老房子，简陋的家具，塑胶地板革到处开裂，满屋充满西藏风情的藏品却熠熠生辉。叶星生就躺在露出海绵的沙发上，抱着他的“宝贝”，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有人说他是“走火入魔”——这四个字说得不算过分。西藏荒寂艰苦，高原氧气含量仅为内地的60%，在这里长年生活，对一个汉族人来说算得上一种勇敢，而他还无妻室无儿女，不置业不攒钱，一个靠微薄工资生活的穷文人，把卖画所得、生活费用甚至母亲给的订婚金戒指、耳环也全都换成了满屋旧物，这不是走火入魔吗？可叶星生自得其乐。 
　　
　　他曾有一段夫子自道：“我绝非英雄好汉，也不乏思乡之情，而且常常身心疲惫、劳累之至。但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诱惑着我总是向往高原，向往山不清水不秀的茫茫大地？看来还是老话一句：西藏古老、神秘、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从对西藏艺术的追随、热爱到对藏民族的崇敬，让叶星生逐渐带着一种责任和爱心进行收藏，真心实意地要把这个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多保留些下来。

叶星生又有新收获

叶星生说：“我的收藏不是个人行为，是整个民族在帮我。”
很多藏品，都凝聚着藏族人民对他的信任与感情

下乡归来，硕果累累

叶星生和他的藏族“哥们儿”在一起
　　

　　“我不是个人行为，是整个民族在帮我” 
　　
　　从“小打小闹”到小有名气，叶星生的收藏有规模了。耗费了他全部的钱财，堆满了他家整个的空间，有时把脚伸到靴子里，都能发现一件多日不见的“宝贝”来。按内容，可分为民俗、宗教两大类；按形式，可归纳为远古文明、民俗用具、服饰艺术、餐饮文化、民居艺术、宗教法器、雕刻艺术、唐卡艺术、察扎和麻尼石刻10个系列。 
　　
　　叶星生的收藏看起来是个人行为，但他知道：“我的收藏不是一个人的事业，是整个民族的事业；不是个人行为，是整个民族在帮我。” 
　　
　　很多藏品，都凝聚着藏族人民对这个叫“嘉措”的汉族小伙子的信任与感情。1965年，被派到社教工作组的叶星生住进一位叫波查色的孤寡老人家里，在十平方米的小屋同吃同住一年之久。分手之际，叶星生送给老人一袋面粉、一桶青油，老人将家里唯一的奢侈品——墨竹工艺官窑烧制的薄胎古花瓶送给他做纪念。“这件花瓶陪我至今，饱含着老阿爸对我的祝福、祈祷。” 
　　
　　叶星生曾跟人不经意地说，想要一个斗。藏族汉子罗布不知是怎么听说的，这个有心人花了十多天时间，终于找到了一个斗——不是普通的斗，是流失在民间的布达拉宫标准斗。这个斗最后被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被叶星生捐给了西藏博物馆。 
　　
　　一个开长途汽车的驾驶员，从阿里给叶星生拉来一个珍贵的石锅。他跟叶星生说的不是讨价还价，而是问叶星生要张照片，放在自己的护身符里——这是藏族人表达感情很隆重的方式了。 
　　
　　更多的时候，是叶星生钱不凑手。“嘉措，你没钱也给你。”人家就信任地让他“赊”着。“这可是‘打白条’啊。为什么对你这么信任呢？”我曾不解地问叶星生。 
　　
　　叶星生答得很朴实：“因为我信誉好，就算卖掉房子也会把钱还上的。还因为藏族百姓知道我是真正地爱这些东西，是在保护这些东西。” 
　　
　　对于叶星生来说，每获得一件藏品，就是获得了一份感情，也是获得一种知识、一份对藏民族的理解和敬重。“西藏传统艺术品在商贩手里称为旧货，到我手里便称藏品，摆进展馆里则成展品。每件展品展现着一种工艺、一种智慧，数十件展品组合一起表现出一门学科、一种文化，将所有的连成一片，便是藏民族一段辉煌的文明与历史，这时我才觉得历史就是这样一笔一划写出来，一时一事做出来，一脚一步走出来。”叶星生说。 
　　
　　西藏民间艺术给了叶星生无尽的欢乐和启示，也使他在艺术上受益无穷。叶星生的诸多作品，从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的大型壁画“扎西德勒图” 到《极地》、《雪域之歌》、《布宫祥云图》，都深受西藏民间艺术的熏染。他的多篇学术论文、《西藏的面具艺术》画集等成果，直接受益于对西藏民间艺术的多年研究。他曾用牛头、藏刀、骨饰以及哈达组成了《高原魂》；曾将一个风水罐、一只羚羊头、一尊描金十一面观音察扎、一段民间图纹毛毯构成《藏风》。而他设计的以“团结、和平、进步、发展、辉煌的五十年”为主题的“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徽标”，更体现了他对藏汉一家的深刻理解：以洁白哈达，象征黄河、长江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以高原的蓝天及五只翱翔的和平鸽，以盛开的格桑花五环图纹，象征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和平、幸福的五十年；珠穆朗玛峰和雅鲁藏布江成为徽标简洁而稳定的基座，更彰显了一个民族的根基。 
　　
　　“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我的思想、我的全部均受益于西藏民间艺术和我的收藏。而我的青春、我的热情、我的钱财、我的全部也抛洒于西藏的一草一木、大山大河而决不后悔。”叶星生说。 
　　
　　捐赠，为了回报西藏人民 
　　
　　叶星生最初搞收藏时，世人都还未意识到这些珍贵物品的价值——无论是文化价值还是物质价值；等过了若干个年头，收藏界势头大好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曾被折腾得穷困潦倒的叶星生这回可该发财了。——是啊，在收藏界，一夜暴富的事可不算稀罕。 
　　
　　但叶星生没卖。不仅没卖，更是做了一件让世人震惊的事情：1999年2月11日，叶星生将自己毕生所珍藏的藏品，捐赠给了西藏博物馆。经文物局鉴定，这2330件藏品中，仅一级文物就有22件。关于这些藏品的价值，有说值八千万的，有说值上亿元的，而行家则说：“这些西藏文化瑰宝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叶星生自己说起来，却绝口不提金钱上的价值，他只说：“我更看重这是汉藏民族团结的一个纪念。” 
　　
　　他总是记得，1995年他拿出自己的藏品举办“民俗宗教藏品展”时的一个镜头。一位年近80岁的藏族老阿妈带着小孙女，用颤抖的手，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弄弄那个，嘴里还喃喃地说：“这是我爷爷小时候用过的，这是我奶奶穿过的……”这些东西，唤起了老人对祖辈生活的记忆，她也希望小孙女不要忘记。那一刻，叶星生深切地感到了藏族人民和这些文化遗产的亲情和血缘关系。“这些文物是他们祖祖辈辈用血汗孕育出来的‘孩子’，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他们比我更需要。” 
　　
　　他总是记得，在八廓街，一次次因为囊中羞涩而眼睁睁地看到珍贵的文化遗产落入老外之手的锥心泣血。他曾住在山上临摹断垣残壁上的古老壁画，他曾多次向有关部门写过紧急呼吁……但他意识到，仅凭个人力量，只是杯水车薪。“捐赠藏品，也许可以影响和感召全社会对文化遗产进行抢救和保护的自觉行为。”叶星生说。 
　　
　　他更难以忘记的，是党和政府对他一次次的关爱。1995年举办“民俗宗教藏品展”时，他是萌生了放弃、退却之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一次告别展。但西藏自治区党委领导来了，政府领导来了，有关部门都来了，他们仔细地参观，还在现场召开了“叶星生在西藏34年艺术珍藏汇报会”，对叶星生抢救、保护西藏民间文化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叶星生几十年坚持不懈，毅力非凡，所做的这项工作不仅是他个人的事业，而且属于整个民族，就财力、精力而言不是他个人能力所能完成的，希望大家给予关心、帮助和支持。”1996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怀下，由区党委宣传部、区文联联合举办了“叶星生西藏民间艺术珍藏展”…… 
　　
　　叶星生作出了捐赠的决定，义无反顾。在给西藏自治区党委的信中，他写道：“经受过多少个不眠之夜，我逐渐清晰了多少年来萦绕在心中的一个愿望：将我视若生命的民间艺术珍藏，全部回报西藏这块抚育我成长的土地，报恩于厚爱于我的西藏人民。” 
　　
　　但真正告别自己视作生命的藏品时，情感上又何其难舍。他焚香祈祷并给装满藏品的四十多件木箱一一系上哈达，汽车开动时，他情不自禁地流着眼泪跟着车子奔跑……“真是生离死别。”他后来说。 

色拉马头明王唐卡 
　　

　　“生离死别”的痛苦平复之后，2003年，叶星生又有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将自己花巨资收藏的清代马头明王珍珠堆秀唐卡，无偿捐回色拉寺。——这本是色拉寺的镇寺之宝，曾有人出价65万元带一套房子想从叶星生手里买走，叶星生最终还是没卖。 
　　
　　“我觉得作为艺术家、收藏家，光打自己的小算盘是不明智的，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人，应该把自己的使命和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事就可以做大，可以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很多人觉得我不划算、亏了，我觉得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男子汉要成就自己事业的一个清醒的选择。你给历史留点东西，国家和人民也会关爱你，以个人做不到的行为来投入我们想做的事。” 
　　
　　的确，叶星生回报了西藏人民的恩泽，同样的，为人民做的事，人民也会记得。四年前，叶星生作为特殊人才从西藏调到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开始了人生和事业的新起点。在叶星生宽敞的工作室里，两样东西格外引人注目：一张挂在客厅里的照片，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与鼓励叶星生的合影。在书房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大型的“祝颂”唐卡，这是拉萨色拉寺、哲蚌寺、甘丹寺、大昭寺、小昭寺、下密寺、藏姑寺等七大寺院联合赠给他的，他还获授“色拉大乘洲·群则”的法位及证书、金印。“群则”意指大功德者，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将此殊荣授予一位汉族艺术家。 
　　
　　大失，亦是大得。“如果能为藏族人民鼓劲呐喊，我一个人的力量能与整个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那该有多么骄傲！这决不是失去了什么东西，而是给了我一种巨大的力量和财富。” 
　　
　　叶星生的哲学 
　　
　　2007年12月2日，为了采访叶星生，我从首都博物馆一直跟到他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工作室。从中午十二点到夜里十一点，十一个小时间，我目睹了他接待无数观众，处理各种事务，匆忙吃了两顿饭——最好的菜是宫保鸡丁，最好的休息方式是去卫生间洗把脸…… 
　　
　　夜深时分，叶星生终于能够抽出时间来，和我谈起过往。40多年的高原生活带给了他生命里不可磨灭的痕迹，有率性，也有单纯，回首来时路，有时欢喜激动，有时竟无语凝噎。 
　　
　　自然，他也是凡人。他也想到过放弃。还不止一次。 
　　
　　一次是1995年那次，他已接受了在成都某公司任艺术总监的邀请，房子、车子、待遇不菲，但最后，他还是留在了西藏。 
　　
　　一次是1999年，把藏品悉数捐献的那天下午，他揣了5000多元带着几个跟随多年的“弟子”准备好好地吃一顿并和八廓街作最后的告别。但三个多小时后，饭没吃成，所有的钱都换成了瓶瓶罐罐。 
　　
　　相处久了，会发现，他就是这样的矛盾的集合体。一个收藏家和鉴定者，该很精明吧？“他糊涂着呢。”叶星生的助手说。糊涂到什么程度？糊涂到要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今天吃饭了吗？”大冬天的出去，都走到半路了才发现忘了换鞋，脚上趿拉着家里穿的凉拖鞋；有一次和一位部长级的客人见面，出去半天了工作人员发现叶先生居然没穿外套，只穿了保暖内衣。我随叶星生去家里那天，一起上电梯，叶星生随手按了“5”，一直心不在焉，若有所思。电梯在五楼停下，叶星生走出电梯，左右瞅瞅，还挺奇怪：“咦，这不是我家呀！”问我：“这是几楼？”我答：“5楼。”“哦，”他恍然大悟的样子，“我家住三楼。” 
　　
　　你随便问一个和叶星生有过接触的人，他都会说：“叶星生的身体好得很。”可不是，光说为这次展览，一个多月里他平均每天睡觉时间不超过五个小时。身边20多岁的工作人员都要分两班倒休，他不休，把年轻人一个个都放倒了，自己还精神抖擞。“他真不像肉体动物，像是机器人。”工作人员说。可没几个人知道，叶星生的怀里，还揣着医院的证明：“中途因事同意带病出院。”“我就这样从医院溜出来的，三个多月了也没回去！”叶星生孩子气地跟我透露。 
　　
　　叶星生是一掷千金视钱财如粪土的豪客吧？可是，在身边工作人员的眼里，“他太抠门儿了。”日常的家用和菜金，只嫌花得太快了，其实就是百十块钱的事；走在外边，老往家里捡塑料袋、纸箱子，“这都可以装藏品”；就算出差订机票，本来是公家报销的事，他也要打出五六个电话，比较了又比较，不打到三折就觉得亏，宁肯坐早班晚班的飞机。多年前条件不好的时候，他家的黑白电视要“预热”五分钟才能出声；现在，在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部长楼” 里，200多平方米的“豪宅”，依旧没有任何装修——“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他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至于豪宅香车还是陋室简居，于他仿佛无甚影响。 
　　
　　也许是在西藏久了，他有着自己的“生死轮回”的哲学。“人的一生，就是从无到有而最终又回归到无的一生；是不断获得又不断舍弃、不断调整而又求得平衡的一生。”他说，他要过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简单的人生。他又特地跟我解释：第一个简单，是单纯；而最后的简单，是摆脱浮华后的境界。 
　　
　　在叶星生的名片上，有他自己设计的简笔肖像——仔细看，那肖像又分明是四个字：雪域星生。他把自己看作雪域高原的儿子，而此刻，他应该更加无愧于这个称呼了：在他背后，雪域高原涌现了一大批热爱西藏文化、积极投身西藏民间文化保护的人士；在他现在工作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附近，总规模超过一万平方米的藏族文化博物馆主体建筑将于近期封顶……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里。”叶星生说。 

（照片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