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12月曾说过：“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引自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的由邓小平同志题写书名的《毛泽东选集》第623页）。在1951年5月23日，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序言中指出：“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光荣的责任”，并写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护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那么，怎样才能帮助藏族同胞发展其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呢？半个多世纪的经验证明，就是要从西藏的实际出发——从西藏原有的文化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把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西藏原有文化教育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采取毛主席在《协议》签订那天傍晚提出的“慎重稳进”方针和邓小平同志1950年7月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必须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经常防止急性病”。在1950——1956年期间，我们这些被派往西藏的干部、工人、文化科技工作者、解放军指战员，在贯彻执行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的上述指示方面做的非常好，为帮助西藏藏族同胞发展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做出了相当显著的成绩。1957——1965年期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偏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但这种“左”的偏差，始终没有达到支配西藏工作全局的程度。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西藏在发展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方面，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唯“文革”期间，内地提出了“破四旧”、西藏更提出了“破六旧”（即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传统、旧道德）等口号以后，西藏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才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与破坏。不过，我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由于众多藏汉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这种挫折与破坏，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笔者新加附注于后）。叶星生同志就是一位在50年代初期进藏、为保护、弘扬西藏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汉族同志的杰出代表。他比我们不少人都更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但能不为破“四旧”和破“六旧”的风浪所动，于1966年在拉萨大昭寺门前创办了西藏第一个自编自绘的歌颂伟大祖国和民族团结的宣传画廊，而且能不为当时纷乱扰攘的社会氛围所困惑，继续以其个人的微薄收入，购买、收藏了不少流落于市面上的珍贵文物。我曾亲眼目睹过他当时收藏于拉萨市内自治区第二招待所一间简陋平房内的画稿和文物。
   
　　党的11届3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0年4月7日，中央发出了关于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以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西藏工作中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叶星生同志受到鼓舞和激励，又为保护与弘扬西藏文化做出了更大成绩。他的这些成绩，既受到了国内外人士、特别是西藏僧俗人民的赞颂，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褒奖。的确是在保护与弘扬西藏文化方面，为我们大家树立起的一个光辉的榜样。
   
　　叶星生同志的光辉实践已经向我们证明，对于旧文化，必须以十分慎重和非常稳当的态度对待，不能粗枝大叶地、大而化之地轻言破除或批判。因为旧文化里并不全是糟粕，其中还含有许多应该由我们加以继承和发扬的精华。要分清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做得到的。那是要在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人民大众的长期实践才能逐渐解决的。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正确地指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而不能割断历史”。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所作的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让我们向叶星生同志无私、无畏、坚毅、顽强的做学问的精神学习，携起手来，为推动西藏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而共同奋斗吧！
                   

（写于2007-12-5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