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6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最大限度地焕发广大文化工作者勇于创新的积极性，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中国民族问题研究创新应当具备哪些前提？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上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及国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民族关系正处在一种全新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中，研究民族问题的中国学者必须推动学术创新，以应对这一巨大挑战。我们的共同目的，就是在新形势下逐步开拓出我国民族研究的新局面，理论创新，高屋建瓴；认清局势，判定方向；制定规划，选择路径，然后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努力前行。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有赖于3个前提，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拓展视野。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只有坚持彻底的实证研究的科学精神，实事求是，从实求知，我们才有可能真正推动科学的发展。知识的源泉是人类的实践，如果不走到社会中去调查，不深入社会基层了解各族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真实思想，不总结以往事实中反映出来的经验教训，只是坐在书房里读经典、理文件、查文献，那是无法真正了解当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迁的。同时，我们在书中读到的任何观点，在研究中得出的任何结论，也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才能验证它是否真正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是历史上我党认识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主要方法，也是“文革”后我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主要方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不仅在口头上承认这个观点，在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中也要切实遵循这个原则。
　　
　　必须真正地解放思想
　　
　　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使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中华民族正处在一个重新崛起的历史关键时刻，我们正在从事前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伟大事业，不能墨守成规，因循守旧。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几千年延续不断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使中国的社会发展轨迹具有自己的特点，要跳出现有的思维定势，要有创新的精神和魄力。
　　
　　邓小平在推动我国的改革事业时，不断提醒我们，“思想要再解放一点，步子要迈得再大一点”，就是要求我们努力跟上形势变化，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时俱进，审时度势，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出一条新路来。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法来扭转中国农业的被动局面，用“经济特区”的方法来摸索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用“一国两制”来顺利解决香港回归的问题，这些都是邓小平的大手笔，也是通过解放思想从而在新形势下解决新问题的典范。
　　
　　在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当中，如果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等相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民族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视野、核心观点、研究方法等大致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统框架当中。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思想还不够解放，我们有关民族的基本理论主要还是来自“经典著作”和传统教科书，而不是来自对中国社会的实际调查研究。即使我们愿意去基层做调查，但是如果头脑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思维框架中，看不出新现象的本质，就难以提出新的思路和观点。
　　
　　必须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
　　
　　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的民族研究工作对世界其他国家研究成果的借鉴仍十分有限。有些人认为，中国既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民族研究在政治上就具有特殊性，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就不适用于中国。他们看不到中国的民族问题既有因历史和文化传统所带来的特殊性，也与其他国家种族、民族、族群问题的发展规律具有相同的共性，而且我国当前关于民族问题的许多观点和理论，本来就是从外国引进的，并不是中国本土生长出来的。以意识形态或国界为藩篱，把中国的民族研究与其他国家的民族研究隔离开来，不注意从国外民族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缺乏国际视野的比较研究，不利于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
　　
　　同时，由于我国教育体制历史变迁的原因，上世纪50年代，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被取消，保留下来的“民族研究”似乎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在80年代学科调整后在一定程度独立于其他学科，这样其他学科的理论发展与研究成果也就很难对我国的民族研究工作有所促进。在许多人的观念中，民族研究成了民族院校、民族研究所的“专利领域”或者必然的知识长项，民族院校的设置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研究的“自我封闭”创造了客观条件。除了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我国其他地区包括北京的综合性大学很少把民族研究作为学科建设的主要领域。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亿、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面积64%的大国，民族研究在全国综合性大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是十分反常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研究工作中需要努力去打破现有学科的分界垄断和相互隔绝。进入20世纪之后，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就开始从各学科独自局部发展走向一个“全球化”和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各学科相互交叉、彼此渗透，许多重大创新成果都是出现在学科交叉的领域里。今天的社会科学（以源自西方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为框架）的知识体系已不再是地区性的（西欧、东亚、阿拉伯地区等）、以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等）分野或以文明体系（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为基础的局部性的知识，逐渐演变为世界性的、跨国界、跨文化和彼此渗透交融的知识体系，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融也成为一个发展趋势。当然，各国在这一知识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的进度是有差别的，仍有一些国家在这一演变进程中相对滞后。
　　
　　进入21世纪，我国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需要关注其他国家学者在基础理论、研究视野、核心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不一定同意和接受他们的观点，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他们所做的工作，熟悉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不能还是只讲斯大林及以苏联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为基础的传统民族理论，要努力拓展我们的知识视野和研究思路。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