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本由中国人、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联合采写的一部讲述登山故事的书稿。通过大量史料，系统地再现了世界登山活动的历史。更有意义的是，作者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女性的介入上，通过当事者的描述，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登山细节。对在这项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力量的运动中的女性的表现，进行了生动的展示。经作者同意，我们摘编了原始书稿中有关女子登山的部分，并加了现在这个标题。

中国登山队副队长、藏族女运动员潘多从珠穆朗玛峰顶峰返抵大本营时，受到战友们的热烈祝贺。

　　登山界的巾帼英雄

年轻的中国女子公格尔九别登山队在1961 年6月17日登上了帕米尔高原上
拔海7595 米的公格尔九别峰顶峰。登山队有两名队员——潘多（藏族）
和西绕（藏族），在当天北京时间22 时30 分登上了顶峰，创造了世界女子
登山高度的新纪录；另有两名队员——王义勤、查母金（藏族），登上了海拔
7560 米的高度。她们都超过了由中国女子登山运动员1959 年在攀登帕米尔高原
上慕士塔格山时所创造的女子登山高度7546 米。

　　最初引起我们对西藏妇女登山史的极大关注是“女神”这个词语。人们认为，西藏的山峰很多是神女的居所。这些伟大、尊贵的西藏神峰是容易发怒也容易受感动的女山神，绝对不会原谅那些冒犯和羞辱她的人。正是这个原因，在过去几千年间，没有人敢去冒犯她们的峰顶。女神们是不会容忍人类踏上她的白色如丝的披风的。历史上只有一些佛教圣人得到山神的允许，不可思议地飞到了神圣的山顶。如米拉热巴就是其中一位，他是著名的佛教圣人，借着一道阳光来到岗仁波齐峰，而这道阳光后来成为他的魔毯和修行垫子。随后来到西藏其他著名神山的便是西方登山者，最初是英国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攀登竞争。他们穿着短钉靴子，带着对攀登的激情去挑战人类从未完成的任务。他们的攀登，激怒了神山女神，唤醒了她们沉睡已久的愤怒，把伤痛和死亡一次次地降临到登山者身上。然而恐惧没有让人们却步。他们继续攀登，向暴风雪、缺氧和皮肤爆裂发出挑战。许多勇敢的女子也加入进来，借助她们的破冰镐、绳子、岩石锥、靴子，坚韧不懈攀登着高峰，实现着她们的梦想。

　　1959年7月，33名中国登山队员，其中包括8名女登山队员，都登上了慕士塔格峰(7546米)，她们以高出90米的高度刷新了法国运动员克.郭刚1955年在尼泊尔境内登上海拔7456米的加涅斯峰而创造了女子登山的最高海拔纪录。这8个女队员中有4位藏族女队员，她们是西绕、潘多、齐米和查姆金。

　　在这些女登山队员中，有位坚强的年轻藏族女队员，名叫西绕。人们痛苦地诉说着她远大的抱负以及后来遭遇的不幸。1961年，西绕在公格尔九别峰(海拔为7595米)的登顶返回途中遭遇雪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当时，另外一名藏族女登山队员潘多也被埋在积雪中，但是她最终成功地逃脱了厄运，侥幸活了下来，并且及时得到了治疗。但是由于冻伤太久，潘多差点失去了双脚。潘多痊愈后重新回到登山事业的队伍，并且因祸得福，成登山界的名人。她对本书的作者说，“我来自日喀则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家里人口多，穷得叮当响；我父亲靠编织氆氇养活全家；我有两个兄弟和4个姐妹。”她回忆自己悲苦的童年：刚出生便失去了父亲，6岁开始在牧场放牧，身上一直穿着破旧的衣服；光着脚丫，一天只能吃上一块糌粑团，晚上和牲畜们睡在一起。在西藏民主改革前，大多农牧民，包括潘多和她的女队员们都饱尝饥寒交迫之苦。20世纪50年代，潘多和西绕在拉萨西郊“八一”农场工作，一次偶然的机缘，潘多和几位在农场干活的藏族姐妹，很幸运地被选为了第一代藏族登山运动员，从此她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登山事业。在她的登山生涯中，登山经验和能力不断地得到提高。后来她和另外一名汉族登山运动员结为夫妻，两个人都在登山队从事登山工作。

　　1974年底，西藏成立了由8个民族434名运动员组成中国男女混合珠穆朗玛峰登山队，其中有36名女运动员。潘多担任探险队副队长。在这次攀登过程中，潘多和她的队员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不负众望完成了神圣的使命，并且成为第一位从珠峰北坡成功登顶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女登山队员。这个消息从北坡传开以后，南面也传来了仅于几天前，一位日本女登山队员从南坡登顶珠峰的消息。

　　和潘多在一起登山的有位名叫桂桑的藏族女登山队员，曾经接受过良好的高海拔远征探险训练。但是，桂桑总是不够走运。她本来已经和潘多一起挑战海拔8000多米的高峰，却因为无意中打翻一壶滚烫的开水烫伤了双脚，不得不返回大本营。不过，从那之后，桂桑却参加了许多成功的探险活动，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名气也越来越大，并且为1999年民族运动会从珠峰取得火炬的火种。

　　还有许多优秀的女登山队员：例如温达.露姬韦兹，这位不幸的波兰女登山队员，曾计划挑战所有14座海拔在8000米以上的高峰，却于1992年在干城章嘉峰上不幸遇难；拉吉，一位坚毅勇敢的藏族女队员；普布卓嘎，一位生理和心理都相当顽强的藏族女队员；仓木拉，最年轻的国际级登山运动健将；还有吉吉，她曾在1999年与丈夫仁那一起双双登上了世界最高峰，“早上8点，我们到达了珠峰顶点。太阳当空照耀着我们。仁那、桂桑、次仁多杰、边巴扎西、洛则、阿克布、加布、拉巴和扎西次仁，我们高兴地在顶峰上互相紧紧抱在一起，拍下了珍贵的合影。阿克布拍摄录像时，我们在一旁举起了旗子，点燃了火炬。山顶上皑皑白雪，亘古不化。我们往尼泊尔方向看去，发现有好几条登山路线，然而却没有人上来。我们互相拥抱，在峰顶上挂了经幡，并且往空中撒了几把糌粑。向山神祷告。我们像往常一样大喊：‘拉杰罗！’（即愿神大胜）。”吉吉这样描述她第一次登上珠峰的情景。

边巴卓嘎，一位普通的尼泊尔妇女。她并没有受过专业的登山训练，却登上了珠峰

　　边巴卓嘎的故事同样感动着世人。边巴卓嘎是一位来自珠峰附近的南木巴扎的尼泊尔妇女，在老家经营一家旅馆。后来她参加了瑞士探险队，并且不顾队员的阻挠，到达了海拔8000多米的高峰。“在大本营的时候，领队和其他队员免不了会有许多争吵。矛盾逐渐升级后，渐渐我发现自己已经被孤立了。经过思考，我决定单独登山。我的决定得到了日本探险队和另一支夏尔巴人探险队的支持。日本探险队的队长曾经是我家旅馆的客人，对我非常友好。他们经常邀请我住在他们搭在山上的帐篷里，但我仍然坚持在8000多米的山上单独住了几个夜晚。在夜里，寒风肆无忌惮地把我的小避难所刮得摇摇晃晃。”边巴卓嘎回忆自己的登顶历程说。“你到底用什么方法来抵抗？”别人问她。“我请求珠穆朗玛女神宽恕我的罪行，因为我将用脚踩在她的身上，”她坦诚地回答，“我们并不是有意践踏神圣的雪山，当然更不会侮辱高贵的女神。我心里只是想去拜谒女神。于是一切发生了变化，特稿年轻的中国女子公格尔九别登山队在1961年6月17日登上了帕米尔高原上拔海7595米的公格尔九别峰顶峰。登山队有两名队员——潘多（藏族）和西绕（藏族），在当天北京时间22时30分登上了顶峰，创造了世界女子登山高度的新纪录；另有两名队员——王义勤、查母金（藏族），登上了拔海7560米的高度。她们都超过了由中国女子登山运动员1959年在攀登帕米尔高原上慕士塔格山时所创造的女子登山高度7546米。。当时立刻就感觉到我能够登顶，即使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女神在冥冥之中帮助了我。”边巴卓玛成功地完成了神圣的使命，成为尼泊尔的民族英雄，并且得到了尼泊尔国王的接见。

　　多年来，许多妇女加入了挑战西藏高峰的登山队伍。她们当中有的人很幸运，像潘多一样，现在正安度晚年，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当然，也有不少不幸的勇敢的女人，像西绕，像波兰登山队员温达.露姬韦兹，她们壮志未酬身先死。她们都深受寒冷、恐惧、冻伤和缺氧之害。然而，没有一人因此而却步。如今，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感情表达对她们的怀念。在世人眼里，女性是弱者，是需要保护的对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展示女性的价值和坚定的毅力是多么的不容易。因此，记载这些登山史上的伟大壮举，以颂扬全球女性，特别是藏族女性在登山运动中展示出来的独立、坚毅、执著、激情以及智慧。

世界上第一位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女性，现年66岁的潘多和无锡市
的少数民族代表来到驻锡某部队慰问子弟兵。

潘多和邓嘉善在辅导小女儿卓君学习。

　　红色娘子军

　　中国诞生了红色娘子军，妇女们统一服装，剪了短发，武装了起来。并且将古代的女英雄花木兰作为她们的榜样，而花木兰的形象以动画形式已被西方国家人们所熟知。妇女们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从事登山运动的。

　　在国家支持男女平等的浪潮中，第一支女子登山队于1961 年成立。这支登山队由10 名妇女创建，其中6 名汉族妇女是北京地质局和部队的工作人员，另外4 名是来自拉萨“八一”农场的藏族女孩。这些女孩都20 出头，曾经参与过珠穆朗玛峰的攀登，其中有一些还登顶过慕士塔格峰。

　　这个登山队所组织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攀登公格尔九别峰，完成她们的第二次登顶，这其中也包括有男队员。一开始，攀登进程就受到了暴风雪的阻挠，几次试图攀登都没有成功。这个由最有实力的运动员组成的登山队中包括4 名女队员，藏族女孩西绕、潘多、齐米和查姆金。当登山队成功登顶后在下撤的途中，队员们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悲剧：一名汉族登山队员不幸滑入冰裂缝中，在营救过程中因窒息而死亡。队友们将这位队员葬在冰坟里，并怀着悲痛的心情继续回程。在6000 米的海拔高度上，一场突如其来的雪崩袭击了他们，后面结组的队员得以逃脱，而中间的4 名队员则长埋于冰雪之下。西绕就是中间的队员之一，她原本前途无量的职业登山生涯被公格尔九别峰无情的雪崩给埋葬了。最后，这个队所有的队员都被严重冻伤。潘多在第二个结组，她带着被冻伤的脚趾设法逃脱了雪崩和死亡。

　　这次登山的过程被报道出来。《中国登山》一书中这样写道：“1961 年6月18 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轰动全球登山界的新闻，1961 年6 月17 夜，年轻的中国女登山运动员将五星红旗插在了帕米尔高原海拔7595 米的公格尔九别山的山顶上。登山队中的两名藏族队员，西绕和潘多，于北京时间6 月17 日晚10 点30 分登顶，打破了同样由中国女登山运动员所创下的7546 米的高度纪录。另外两名队员，王义勤和查姆金（藏族），也到达了海拔7560 米的高度。中国登山运动……历史不长，仅开展了6 年，其中的妇女登山时间则更短，然而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的登山运动得以蓬勃发展。从1959 年7 月到1961 年6 月这不到两年的短短时间里，中国女登山运动员两次打破了世界纪录。”

　　周正在他的《高山探险》一书里也对这次公格尔九别山的攀登进行了描述。他在描述完整个悲剧的细节之后，对于潘多这个女登山运动员，附加了一些关于她的个人资料，“曾经成功登顶过穆士塔格山，她已经是一个有名的女登山运动员。……这是一个出生在中国东部城市无锡的男人，叫邓嘉善，他个子瘦削，英俊，谈吐温和并且还长得很秀气。而潘多身体健壮，相貌一般，长着一副方下巴，看起来更加像男人一些。在她小时候，由于喜欢和男孩摔跤，还常常胜出，人们叫她‘假小子’……，1961年，在攀登公格尔九别山的时候，他们俩在同一个结组……，潘多登顶了，但是在下山的途中她的五名队友牺牲了。雪崩中，她一人被雪带下了80米，脚趾也因此严重冻伤。”

　　潘多对她自己的介绍非常简单：“那次登山之后，我在1962年结了婚，然后和丈夫一起住在他无锡的家中。1965年，我完成了我的中央民族学院的学业，但是我从来没有从事过我所学的专业。登山才是我的事业，我开始和我的丈夫在无锡体育局工作。”

　　桂桑的第一次尝试

　　和潘多一样，桂桑也有过困苦的童年，她在登山上的建树也是在新的体制下才变得有可能。

　　2001年，当我们坐在前往绒布寺的吉普车里的时候，桂桑提及了这些往事。我们沿着多年前人民解放军走过的路线前进，这些路线现在都划归到了珠穆朗玛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之内。我们路经绒布寺，并在一位得道喇嘛的修行洞盘桓片刻。尽管我们喜欢听关于这个喇嘛和20世纪20年代英国登山运动员的故事，但是桂桑对他们知之甚少。桂桑出生于1957年，她说：“我出生在日喀则附近一个叫南木林的地方，出生后前两年在那里度过。因为当时在南木林没有学校，我被送到在那曲的姨妈家。我姨妈是一个健壮和蔼的人，在姨妈家的那段日子里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那是一段艰苦的岁月，但是有姨妈呵护着我，对于我们来说，物质上还是比其他地方要好一点。在姨妈家的时候，我上了小学。有一天，有部队上的人来到学校问我们是否愿意参军，他们要身体健康强壮的人。那一年是我小学的最后一年，我征求了姨妈的意见，她鼓励我去参军，后来我参军到了拉萨。在拉萨我接受了护士课程的培训。1974年的时候，中国登山队正在征募人员参加大型的珠穆朗玛登山活动。我因为身体健壮被选上。我从拉萨到了北京，在那里我加入了中国登山队。许多人在那里接受培训，包括潘多和她丈夫。训练异常艰苦，但这是为面临重大危险所作的准备工作。在我们被认为已经做好了准备的时候，就被送到珠峰来了。”

　　桂桑向四周看了看，我们已经到达珠峰大本营了。因为是在11月，附近没有其他登山者的踪影，也看不到任何登山队员留下的痕迹。河水已经结成冰，在熠熠发光。珠穆朗玛峰已经融入了黑暗之中。对面章子峰的雄壮巍峨将珠穆朗玛北坳的轮廓映衬得愈发清晰。“大本营就位于冰碛堆的下方。现在这里是空无一人，但是在登山季节，这里看起来就像一个村落，到处都是帐篷，除了帐篷还是帐篷，人也很多。当时我们到这里时，据说总共有400人，其中大部分是藏族。一些人是登山队员，一些人是来做考察研究的，很是热闹。我和其他登山队员组成的第一组里，一共有12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组有3个女孩。”桂桑动情地说着。

　　协作队员们-包括潘多的丈夫邓嘉善-已经开始工作并往返于山间，由于队伍庞大，需要运输的物品数量是巨大的，上千公斤的装备，包括金属梯，绳，帐篷，氧气瓶以及食物。攀登队的登山运动员也要在适应过程中背负物品，而且每个队的摄像师还要在背包里加上照相机，这样的背包又大又沉。桂桑记忆犹新地说起一件事：“邬宗岳是一位汉族登山运动员，他也负责摄像。他肩上扛着照相机，行李非常沉重。我记得我们当时在海拔约8000米的6号营地。当我们向最后一个营地出发时，邬宗岳突然停下来说他觉得不舒服，然后把他的东西放下，还解开了绳结。他说我们往上爬的时候他会停几分钟给我们照相，我们都不同意，说要等他，但是他坚持让我们先走，所以我们继续往上走。但是他没有跟上来，我们认为他也许只是停下来修理他的照相机或是自我调理一下，又或是因为高山反应爬的慢一点。当我们意识到他根本没有赶上来的时候，我们派出了6个最强壮的队员回去找他。”

　　回去搜寻的人中，其中一名队员是罗则，他是一名有着娴熟的登山经验和技巧的藏族登山运动员，曾经登顶过一些8000米海拔的山峰。他曾是西藏登山队前任队长，现在虽已退休，但他还一直探访大本营，参与西藏登山协会所举办的一些活动。2006年他还陪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到过珠峰大本营。对于那次在珠穆朗玛峰上那令人震撼的时刻，他这样回忆：“我们下去找他，但是他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的照相机和背包都在，那里还有他滑倒的痕迹，但是就是不见他的踪影。几天后，我看见一群老鹰在冰川上围了一个圈，径直走上去，就看见下面的冰上一片殷红。我向下爬了大约200米，发现了邬宗岳，但是他的尸体已经残缺不全了，脑袋成了碎片，身体已经没有完整的部分了，他的腿连同身体的其他部分都不见了。这真是一场灾难，我用石头将他身体的剩余部分埋了起来，以免再继续被鸟吃掉。

　　与此同时，桂桑所在的小组已经到达了最高的营地，所有人都在那里焦急地等待暴风的停止。桂桑说，“我们都已经到达了8600米的突击营地，并且做好最后的冲刺准备。但是突如其来的暴风使我们整整两天寸步不能移。我们的氧气少得可怜，因为那个时候氧气瓶也非常沉重。当氧气和食物耗尽的时候，我们决定回程。”

　　大本营整个队伍气氛沉闷，士气低落，因为已经作了多次登顶的努力，还出现一人遇难，多人生病的境况，成功登顶的可能性却越来越渺茫。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政府采取了强大的支援行动。

　　两架满载食物、水果、蔬菜的直升机飞往日喀则，在日喀则装上了卡车，并在10个小时之内送抵珠峰大本营。“此举大大鼓舞了登山队员和大本营全体人员的士气，许多人在咬下一口苹果或是用筷子夹起绿油油的菠菜的时候不禁掉下了眼泪。”桂桑说。

　　在经过一星期的休整之后，上级领导的关怀和营养的补充，使大家的体能得以恢复，整个队伍士气大振，珠峰总指挥部决定作一次新的尝试。桂桑被编在第一组，她的状态很好并且抱定登顶的决心。但事情对她来说并不顺利。桂桑回忆说：“当我们再次到达海拔7790米的5号营地的时候，这已经在北坳之上了，我们也搭好了帐篷，山上无风，事实上天气在变暖，所以我们脱下了靴子，并且融雪准备做饭。就在我提着锅的把手的时候，一不小心把它打翻了，沸水洒到我的脚上，我只有放弃攀登。我们队里一个叫昌措的藏族女孩也因嗓子发炎，呼吸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两个下了山。所有的女队员中，只有潘多能登顶了。”在执行第4次任务中，扎桑、桂桑、昌措分别下去了，女队员中只剩下了潘多一个人。

　　潘多的攀登

　　由四名西藏登山队藏族女队员和两名西藏大学女大学生及一名台湾女登山队员组成的2005 年中国女子珠峰登山队本次攀登珠峰，是为了纪念中国女子登山队员潘多攀登珠峰30 周年。

　　潘多所在的小组在桂桑的小组之后，那时候的她身体健康，处于巅峰状态。她是这次攀登中唯一剩下的女运动员，还是这次登山队的副队长。当他们到达7790米的营地的时候，潘多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世界上入党仪式发生的最高地点，后来又以极为盛大的形式再次举办了入党仪式。当成功登顶在望之时，所有的男队员都给予了这个女队友特别的关照。罗则笑着说，“潘多是所剩下的唯一一个可以继续攀登的女队员，这点对于这次攀登尤为重要，对于她，我们给予了特别的关心，照顾好她的一切。在突击营地，入夜之前，我们几个人吸了几口氧气，再往上攀登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再吸氧气。中途休息的时候，为了使她呼吸顺畅些，我们给了她一些氧气。到达第二台阶的时候，我记得她就在我前面。头一天索南罗布的小组已经搭好了梯子。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往上爬，当潘多爬到了梯顶并站到了悬崖上的时候，她踩松了脚下的岩石。我站着仰头往上看，那时候我的嘴巴一定是张开的，因为一个碎片像子弹一样落在我的牙齿之间，我试图把碎片弄走，但是它又硬又冻。我再次试图把它吐出来，但是它已经粘在我的嘴里，要把碎片吐出来只有等几分钟，等它融化了才可以。”

　　《顶峰的足迹》一书中，潘多对她登顶的最后一段路程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当我们开始登顶的时候，我想起指挥部通过无线电对我说的‘你现在是这个队唯一的一名女队员，代表着四千万中国妇女，你无论如何一定要登顶！’我觉得这是一项神圣而艰巨的任务。我在顶峰下方168米处，这段路无疑是漫长而极度危险的。经过半小时的艰难行走，我们到达了第二台阶。先前的队员头一天已经在这里贴着岩壁架起了梯子。不远处是一些插在岩隙里面的钢锥，上方是褪了色的红色尼龙绳。这些都是王富洲和他的队友在15年前留下来的。2点30分我们发觉自己来到了一块约12平方米独立的平台上面，这就是地球上的最高点！大平措取下他一路带上来的测量三角标尺，我和索南罗布、罗则、桑珠、次仁多吉一起把标杆固定好，竖起了3米高的金属架”。

　　在珠峰顶上他们还作了科学测试，罗则说：“潘多躺在地上，身上插着上海制作的生理测试仪，这些仪器是她专用的。我知道在大本营，研究人员正在读取数据。我们同时还为下面的科学家采集冰雪和岩石的样本。”大量的官方报纸立即正式公布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这一新闻，“1975年5月27日14点30分（北京时间），潘多，中国登山队副队长，和其他8名男队员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女性。”

仁那（右）和吉吉站在珠峰顶上。

　　第一个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女性是日本人

　　但是在1975年5月16日，就在潘多登顶的前几天，另外一名女登山运动员和安次仁从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这名女登山运动员就是田部井淳子，日本女子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的副队长，她的壮举使她赢得了“征服世界最高峰第一女性”的称号。几年前，潘多正式声明过：“我把作为中国第一个，世界第二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性视为极大的荣耀。在我攀登珠峰的11天前，一位名叫田部井淳子的日本家庭主妇已经从南坡登上了珠峰。我们的攀登具有很深远的意义，因为1975年被联合国命名为‘国际妇女年’。”

　　现在，当我们再次谈及这一话题时，潘多对我们说道：“尽管我是第二个登上珠峰的女性，但是我是第一个从北坡成功登顶的，那时候我感到了幸福。登山既困难又危险，完成的过程越困难，同样也就越危险。不要忘了我们当时攀登珠峰时候的条件，我们所能得到的装备也十分普通，冻伤的风险极大。”

　　在成功登顶之后，潘多担任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职务，她被选举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1981年起任无锡市体委副主任。她的丈夫邓嘉善也担任了无锡江南中学的校长。现在夫妻俩都已经退休。有一部电影，英文版的名字叫《女神峰之巅》，讲述了他们二人在登山过程中发生的爱情故事。

　　2000年11月，潘多被邀请到拉萨参加西藏登山队创建40周年的庆典。她又一次和年轻人讲述她的生平和她登山生涯和成就的机会。她带着微笑来结束她的讲述：“我的3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老二现在在江苏体委工作，其他两个都是教师，他们3个从事登山运动。但是看到有许多年轻人热爱登山运动我很欣慰，他们就是现在西藏登山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学员们。他们在我的拉萨之行最后两天分享了我的登山经验，他们都非常棒，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西藏的希望。”正如潘多所愿，迄今为止，西藏登山学校已经招收了4批学员，他们绝大多数来自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