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一种隐藏的价值观
　　
　　杰桑·索南达杰离我很远。在不可触及的地方，他任我想象——一个通体寒透、坚硬的男人，站在高原上，云若垂天之羽披挂在他身后；地平线被他踩在脚下，他孤独地扬眉，剑出鞘；一道冷酷而诡异的西部寒光，刺伤了我们这个时代温柔、酥软的神经。从此他遗世独立。
　　
　　从来没有想过索南达杰会离我这么近。
　　
　　哈希·扎西多杰走过来了。眼前这个人，是索南达杰的第一任秘书；当索南达杰第一次深入可可西里时，他就走在索书记的左边或是右边；此后，他是唯一跟着索南达杰12次走进可可西里的人。如果索南达杰在这个世界上还残留着什么气息，那么他身上携带的一定最多。我相信这一点。
　　
　　但他并不是因为索南达杰而知名。今年年初，他被宣布获得CCTV2006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这个奖表彰的是扎西多杰在过去10年里，放弃了体面的公职，作为一名民间志愿者，专心守护着三江源一带的生态环境。现在扎西多杰的身份是：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副秘书长。
　　
　　事实上，记者也很少向他询及索南达杰了。倒是扎西多杰，似乎不由自主地，总是要提起索南达杰。
　　
　　5月里，他远赴香港参加“五四青年精英论坛”。作为随行记者，我在行前研究他的资料。读完关于他的所有访谈，我有了心得：当扎西多杰一旦追寻自己精神逻辑与行为逻辑的起点时，他就得提到他——索南达杰。
　　
　　终于有机会跟他坐下来了。我向他奉上我最关心的问题：
　　
　　“你们三人第一次去可可西里时，并不是为了保护藏羚羊，而是为了找寻矿产？”
　　
　　在好几篇访谈里，扎西多杰都提到这件事：1985年，青海省治多县索加乡——索南达杰和扎西多杰共同的故乡——包畜到户的第一年，畜牧业罕见地大丰收，全乡上下高兴成一团。就在这时，一场大雪灾抹掉了乡里的全部牲畜。“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这场雪对索南达杰的打击太大了。”扎西多杰对访问他的记者说，“索南达杰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擅长思考，认为我们乡下人盯住牛羊是翻不了身的，所以他就想到了矿产开发，盯上了可可西里。他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索南达杰牺牲时的身份是：治多县委副书记，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可可西里矿产开发公司总经理。”扎西多杰强调。
　　
　　我陷入深深的惊讶。索南达杰走向可可西里，最初的目的，并不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那一件事：保护藏羚羊。
　　
　　“索南达杰后来被宣传成‘环保卫士’。但最初，我们并不是为了环保进可可西里的。”扎西多杰说。
　　
　　这个事实重要吗？当然重要！索南达杰从一个热切地渴求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主义者，很快转变成一个为守护藏羚羊而殉道的理想主义者，从而将西部工委的使命，从矿业开发变为阻截盗猎——这难道不是一个奇怪的转变？然而十几年来，竟然没有人去探究这个转变所可能包含的意义！
　　
　　事实上，索南达杰的转变，在当时是不被认可的。“我们的处境后来变得很艰难。因为按照县里和州里领导的理解，西部工委是为了找矿才成立的，但索南达杰很坚持他的信念。”扎西多杰对我说。
　　
　　他们在可可西里发现了那些被剥了皮的、血淋淋的藏羚羊的身体。它们有些是活着就被生生地扯下了皮。那些刚刚出生的小藏羚羊，肌体几乎是透明的。血与零下40度的白雾相凝，变成一团奇怪的气息，久久缠绕。
　　
　　就这样，西部工委的使命发生了改变。他们不再找矿了。
　　
　　扎西多杰记得：最初进入可可西里时，索南达杰身上带着一本书，是《工业矿产开发》；后来，他口袋里的书变成了《濒危物种名录》。这一切，并不为当初的扎西多杰所理解；但对于索南达杰，一个意味深长的转变已经完成。
　　
　　在扎西多杰的记忆中，索南达杰是一个强有力的人；他的生命曾经长期思考县域、州域乃至整个藏区的经济发展；他从来不屑于身边琐碎的得失。但是，在发展经济和保护自然生灵的岔路口，他选择了后者，似乎不假思索地。这个转变让人费解。
　　
　　“这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有关。”在以往的访谈里，扎西多杰对记者说过这么一句。
　　
　　我立刻有所顿悟，并相信这是真知灼见；虽然这样的语句一鳞半爪，几乎就淹没在他漫长的叙述中。
　　
　　在藏文化的深层，我知道，有一个自律的文化内核。在这个地球生态最为脆弱的地方，藏民族始终用一种节制人欲的方式，保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他们的哲学中，自然不是客体，而是与人的生命合而为一的主体；甚至于，自然高于生命本身。由于对生命的艰难承载，自然在文明的发育中凸显其庄严性与神圣性。所以，这种文化严格遵从一种道德：尊重自然甚于尊重人本身。然而这并不是一种异化；相反，它是在千百年的成长史上文明的一种自我选择，是大浪淘沙的历史波涛最后积淀下的文明图式。
　　
　　当一个口渴的藏族人走近一条河时，他不会直接伸出自己的嘴，对着河水喝；他会取出一支空管子吸水喝！对于他来说，河比自己更神圣。当然，你不能想像这个人会往河流里扔任何不干净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毫无忌惮地放流工业废水或垃圾污染了整条淮河一样。
　　
　　藏族人认为向自然借了什么东西，就当奉还什么——即便一草一木！
　　
　　藏族人相信：没有哪一种动物是有害的。每当夏季来临，青藏高原上的许多寺院会闭关两个月，僧人们足不出户——这仅仅因为，这两个月中，万物复苏，地上虫子很多，僧人相信自己一出门，就会伤及生命。
　　
　　在藏族人的传说中，远古的祖先——格萨尔王，正是为了降服践踏生灵的三大狩猎部落，才召集部下平服天下。最后，当他登临雪山，远眺雪域大地时，看到迁往产仔地的藏羚羊，如云雾弥漫，向天际扩散；追逐嬉戏的野驴，卷起漫天风尘，甩蹄奔腾似雷鸣山呼；野牦牛越过山峰的黑影，好似夜幕降临……
　　
　　这种文明的样式，使青藏高原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疏缓、松弛，而不是紧张。假若不是这样，几千年来的文明史席卷下来，青藏高原应当是一座荒芜的高原。这样的事件在人类历史上不是没有。2000年前的西域十六国，其所选择的文明样式应是另一种：资源耗竭式的。这种文明对于那片生态脆弱之地的万劫不复的消耗，造成了今天那片无边的沙漠与看不见的城廓在我们面前谜一样地交织。
　　
　　在这个地球上，不同的文明选择可以绘制今天完全不同的地图。藏族人的文化让我们明白。
　　
　　我想说，正是这一深层文化价值观的引导，才使那个铁一样的索南达杰作出了选择。虽然，完全有可能他未曾自觉。同时，直到今天，也没有更多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他。
　　
　　我拿上面的想法，向扎西多杰求证。毫不迟疑地，扎西多杰肯定地说：是的，就是这样的。
　　
　　我力劝他：一定要在香港会展中心回归大厅里的“五四青年精英论坛”上，把藏文化的价值观宣讲给现场的3000青年、网络上的100万青年听。
　　
　　“藏族人的价值观可以拯救地球。”我说。好像有些危言耸听。
　　
　　那一天，青年精英们的讲演时间从15分钟缩减成7分钟。扎西多杰终于没能在7分钟的时间里，如愿地讲出一个一千年的价值观；同时，他也没法讲清楚一个行走了6万公里可可西里的索南达杰。
　　
　　显然，那一切都不是明摆着的。许多东西都还沉在深处，显得有些复杂，有些隐藏。讲清楚它们需要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