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厦门大学登山队，启孜峰攀登
2002年，唐拉昂曲峰登山大会
2002年，民间队伍攀登宁津抗沙峰
2002年，唐拉昂曲峰登山大会，教练在帮助山友调整冰爪
从地形地图上看，西藏自治区绝大部份的区域是一片深棕色，这就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主体。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在这片褐色的西南缘，喜马拉雅山脉如一条银线逶迤绵延。自南向北，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系，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系，昆仑山系东西横亘于青藏高原之上。
在这些巨大的山系中，矗立着无数的雪山冰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山达40余座。世界上14座8000米以上的独立山峰中，位于中国西藏边界上及境内的就有５座。当你站立在海拔5100米的久乌拉山口上向西远眺，马卡鲁峰（8463米），洛子峰（8516米），珠穆朗玛峰（8844米），卓奥友峰（8201米）自南向北排开，如天神般矗立在天边。
自古以来，这些终年积雪的山峰承载了藏族人民的无限憧憬。对于虔诚的苯教和藏传佛教徒而言，那里是神佛居住的殿堂，他们以转山的形式来表达对其的敬畏。在现代登山者的眼中，那里则是垂直攀登的天堂，以到达顶峰的方式来表达对自然的崇敬。
民间登山在西藏
可以说，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是西方人在西藏探索攀登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登山运动不仅是一种探险行为，更是一种国家意志和荣誉的体现，被赋予了在特殊时代的政治意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山峰的对外开放，欧美及日韩探险队接踵而至。中国登山界多是以学习为目的，以联合攀登为形式的国际合作方式进行攀登。传统的登山模式培养出了以西藏登山队为代表的优秀专业登山团队。
中国民间登山是指与以国家体制内专业性质的登山不尽相同的、由国内业余攀登者参与的登山活动。最早在国内的出现应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主要以两种形式：以高校登山队及户外俱乐部组队的社会团体登山队和个人的组织参与形式的松散型队伍。在高校登山队中，北京大学山鹰社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1992年至1999 年：上世纪的登山初始
对于民间登山而言，上个世纪（2000年之前）无疑是处于萌芽阶段。在那时由于交通不便和登山信息的匮乏，来西藏，尤其是来西藏登山，对于绝大多数登山爱好者来讲，是遥不可及的事情。早期的民间登山队选择都是相对有以往登山队留下的较为详细的攀登路线资料，距城镇交通相对便捷的山峰：如拉萨附件的宁金岗桑峰，念青唐拉中央峰等。
北大山鹰社早期攀登记录：
1992年，念青唐拉中央峰（7117）登顶成功；
1995年，宁金岗桑峰(7206米)成功登顶。
1998年4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登山队三人成功登顶卓奥友峰（8201米），填补了国内业余登山团体登顶8000米以上山峰的空白。
这个阶段，以个人队伍这种方式来藏攀登的队伍很少。
1997年，北京两个人攀登位于宁金岗桑峰旁边的卡鲁雄峰（6638米），来自黑龙江的闫庚华开始尝试以个人方式攀登珠峰。
成都个人1999年攀登宁金岗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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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国内的民间户外氛围薄弱，攀登装备，山峰信息等极度匮乏，而攀登者对高山技能、技术、装备等方面的知识十分有限，很多时候都是盲目地去攀登，所不缺乏的就是对雪山的向往和攀登的激情。在西藏境内进行攀登，往往是聘请以西藏登山队为代表的专业登山者充当教练或向导，但提供不了全套的高山服务。尤其对于个人组成的攀登队伍，由于队伍规模小，物资保障不充分，经不起长时间攀登的消耗，以及自身经验缺乏，导致成功登顶率很低，也隐藏了极大的危险隐患。
2000年，无疑对于西藏，乃至全国而言，是一个改变民间攀登进程的年份。
4月，一只由贵州青年登山队牵头的队伍攀登宁金岗桑峰，第一次雇佣了西藏登山学校的学员充当协作人员。攀登过程中的修路及建营等工作大部分由自己完成。最后，这只队伍到达了海拔6200米。这只队伍中的马一桦、康华、陈俊池、陈泽纲是第一次来到西藏攀登， 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这次攀登使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了高海拔攀登的内涵，之后一直活跃在国内民间的登山界。
5月，由中国登山队组织运作的一只民间登山队成功登顶位于珠峰北侧的章子峰（海拔7543米）。请记住这两位攀登者的名字：来自深圳的王石，来自大连的大刘（刘福永）。对他们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西藏攀登，但绝不是最后一次，因为在章子峰南侧，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如一堵巨墙般挺立于其后。我相信，作为攀登者，当他们站立在章子峰之巅时，还未回味攀登过程中的艰辛，心中已经有了新的目标了。在这次活动中，一只新兴的西藏登山力量崭露头角—来自西藏登山学校的队员们在这次活动中担当了协作、运输任务。
以此同期，在不远处进行攀登珠峰的闫庚华，正在以自我的方式注释着另一种攀登。5月21日，在闫庚华完成登顶珠峰后，由于天气恶劣和体力消耗过大，在下撤途中失踪。也对于那个时代的民间探险家（如长漂勇士们，余纯顺）而言，探险仿佛是一种殉道式的生命体验。不管结果怎样，阎庚华让诸多中国业余登山者知道，对个人而言，登顶珠峰或许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
2000年九月，北京山友陈杰成功登顶卓奥友峰（8201米），这是中国民间登山爱好者第一次攀登8000米级山峰成功并且安全返回。
也是在同年5月份，在青海玉珠峰，发生了由民间俱乐部组队，5人死亡的玉珠山难。
2000年春季的山难，对中国登山界提出了一个问题：民间登山何处去？
固然，登山是一项高风险的运动，但山难的发生是否存在太大的人为因素，是否可以通过人员的素质避免？当时的现实情况是：缺乏配套服务—天气预报，救援体系。
作为民间登山队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缺乏专业素养。
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国登山协会于秋季在青海玉珠峰组织了国内的第一次登山大会，以专业的技术力量和保障，引导民间爱好者进行理性的攀登。这次活动的成功运作，为各地方登山协会建立了一种可借鉴的模式。
2001至2003新世纪的新模式
在此之前，来藏攀登的民间登山队都是自己组队，或完全独立攀登，或聘请西藏登山队的教练作为技术保障，或雇佣来自尼泊尔的夏尔巴人担任高山向导。对民间登山者而言，缺乏专业装备，缺乏专业技能，缺乏整体登山活动运作的经验，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风险大，成功率低等因素。相对于西藏丰富的山峰资源，丰富的人力资源，如何将两者结合，为业余的登山爱好者提供完善的高山服务体系，使之能安全、快乐地进行登山体验，也日渐成为了摆在西藏登山协会面前的一个课题。
2001年十月，由西藏登山协会主办的第一届姜桑拉姆峰（6325米）西藏登山大会，西藏登山队和西藏登山学校为此次活动提供了强大的人员和后勤保障。近百名来自内地的山友参加了此次活动，最终三十七人成功登顶。这是西藏登山史上第一次面向内地业余登山者提供全程服务的登山活动。也是第一次由原来民间攀登者自发组队来藏攀登，转变为主动请进来的尝试。可以说，这次尝试是成功的，为希望赴藏登山的山友提供了一种安全的选择，并为今后的登山活动在西藏的开展开创了一种模式。
在此之后，连续于2002年5月在启孜峰（6206米）、10月唐拉昂曲峰（6330米）举办了第二届登山大会，于2003年9月至10月在唐拉昂曲峰和念青唐拉中央峰（7117米）举办了第三届登山大会。于2004年9月桑丹抗桑峰（6590米）举办第四届登山大会，2005年9月举办了第五届登山大会。
登山大会不同于纯粹的商业登山，是以推广和引导为目的。可以说，在为民间登山者提供了安全的全程的登山服务的前提下，大大降低了来藏攀登雪山的门槛。很多民间攀登者就是通过首次参加登山大会体验、了解了登山，迈出了自己攀登的第一步。
在此期间，来自民间的自主登山队也未间断对8000米以上山峰的攀登。
2002年春季，28岁的僧人王天汉登顶珠峰。也许正如一位山友所言—“中国登山界开始有‘怪人’出成绩了，这是登山运动活力的象征”。
2003年春季，由中国登山协会主办的由国内民间攀登者组成的中国搜狐珠峰登山队陈俊池、梁群、刘建、王石成功登顶珠峰。在其中来自深圳的梁群成为了第一位登顶珠峰的汉族女性。这次活动中，西藏登山学校培养的队员完成了主要的修路、建营和向导工作，也标志着西藏职业登山向导和协作人员的成熟。
2003年9月，来自海南的陈泽纲在西藏登山学校向导的带领下，登顶卓奥友峰（8201米）。
随着登山运动的兴起和相关西藏山峰的信息日渐丰富，来藏登山的高校登山队也越来越多。除去历史悠久的北大登山队和清华登山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面孔：厦门大学登山队，人民大学登山队，北京理工大学登山队…。但是2002年希夏邦玛峰西峰山难为中国登山界和年轻的学子们敲响了警钟。
2002年8月，在6700米修路的过程中，由于遭遇雪崩，北大登山队A组队员5人全部遇难。这次山难，为国家登山管理部门，为作为民间的登山者中重要力量的高校登山队提出了反思：作为还没有独立经济能力和社会责任的大学生如何进行登山运动？在除去技术层面的因素外，登山运动所固有的风险到底谁来承担？
针对大学生不论是个体或团体的经济能力都很难参与商业和半商业的登山活动，自身又很难具备独立成熟的攀登能力。西藏登山界（登山协会、登山队、登山学校）以安全为主，在配备充分的技术保障的前提下，以体验和学习攀登为目的，继续扶持大学生团队在西藏的攀登活动。
2003后，且看登山商业化经过系统的在校学习，多次为国外登山队和登山大会充当向导、协作的实践后，西藏登山学校培养出的职业高山服务人员日臻成熟。随着国内民间登山人群的快速增长，以西藏登山学校毕业学员为主体组建的西藏圣山探险服务公司，逐步开展了针对内地山友的攀登需运作的商业登山活动。
2004年春季，运作了章子峰、珠峰北坳的攀登活动。
2005年春季，运作了宁金岗桑峰攀登活动；秋季，卓奥友峰攀登活动。
2006年春季，独立运作了珠峰攀登活动，内地山友五人成功登顶；秋季，卓奥友峰，希夏邦玛峰攀登活动。
2007年春季，独立运作了珠峰攀登活动，内地山友六人成功登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