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研究中心经常应邀举办科研人员与外国留学生的交流活动。

　　2007年11月1日，浙江大学文化学院教授刘力及美国留学生一行15人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参观学习。藏学研究中心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中国藏学出版社社长马丽华研究员主持了座谈会，社会经济所罗绒占堆研究员为美国大学生做了学术演讲并回答了提问。

　　罗绒占堆研究员首先介绍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机构设置以及中国藏学研究的历史和基本现状。罗绒占堆研究员说，国家对藏学研究非常重视，仅在四川省成都市就有6个藏学研究机构。又如，国家投资上千万元的重大项目《西藏通史》将于2008年面世。此外，政府还成立了《大藏经》对勘局，专门从事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校勘和出版工作。以上这些都说明了政府对藏学和藏族文化的重视。传统的藏学主要研究藏族的宗教和历史，现代藏学综合运用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同时更加重视现实研究。例如藏区农牧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罗绒占堆研究员结合自身研究经历说，自己所在的社会经济所课题组对西藏3个村子进行了长达10年的追踪调研，掌握了大量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根据普通藏族农牧民的生活现状，先后撰写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西藏虫草采摘对农牧民收入的影响》等论文，为提高西藏农牧民收入、提高生产生活水平献计献策。

　　随后，马丽华研究员与罗绒占堆研究员一起，对留学生们感兴趣和关心的藏族文化传承、藏族文学、西藏社会变迁、西藏分裂势力的由来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美国留学生问：“贵机构除担负有保护藏族文化的任务外，有无用汉文化同化藏文化的任务”？

　　罗绒占堆研究员回答说：“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学者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通过科学的研究发现问题和向政府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做为一个从事发展研究的学者，我对文化的演变有自己的观点。首先，没有一个文化是一成不变的，文化的根基是创造这种文化的人民，如果人民愿意改变就应该尊重和服从这种改变，在中国，这叫做遵从民意，在你们西方国家，就叫做尊重民主。比如在西藏，近几年国家为发展教育对农牧区的学校给予‘三包’优惠。除了包学杂费和提供免费住宿外，还要提供以面粉和大米为主的相对丰盛的午餐和晚餐，我们在基层调查时就发现，大多数孩子的饮食偏好已经趋向于大米和面条，以致于放假回家后，有相当多的孩子就不愿意再以糌粑这种藏民族的传统食物为主食。饮食习惯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和外在表现形式，如果这一习惯被改变，相应的许多文化现象就要被改变。难道说为了文化的长存，我们就不支持这种改变吗？难道这样的改变就是汉化藏文化吗？”

　　“我认识一位生活在英国的同乡，当我在国外第一次见到他时，他也慷慨陈词，对藏文化的前景深为担忧，对中国政府的治藏政策颇有微辞。但他90年代初第一次回国时，由于不能习惯藏族传统的下蹲式解便，就从成都买了一个简易厕所坐便器，当他第一次在自己偏远山村的藏式屋里使用时，亲邻们感觉非常新鲜，也有长辈讽刺他忘记了传统。可他却为了方便不顾这种谴责，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后来还有一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也开始模仿并开始习惯这种新的解便姿势。

　　“后来我也给他开玩笑，说既然您是藏文化最坚定的拥戴者，为什么不能忍受几日的蹲式解便之苦，冒被谴责的风险，图一时之快呢？对于我的问题他只好一笑而过。

科研办外事处达瓦次仁就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介绍有关情况。

参加交流的外国留学生专注听讲。

　　“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西藏的发展，为西藏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理论上讲，这是政府的基本义务和基本职责。政府为西藏修建公路、铁路以及各种可选择的公共服务，这本身应该是民主意志的体现，藏民族可以在多元化中选择，可就有人认为这是在同化西藏文化。为什么有人对于拉萨市众多的汉族餐饮持异议，而对同样兴起的具有西方情调的各类酒吧就没有意见？为什么对农牧区学校学习汉语持否定态度，而对学校设立英语课却没有异议呢？”

　　美国留学生问：“你们如何看待流亡西方的‘藏独’人士？”

　　罗绒占堆研究员回答说：“我经常去西方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接触过不少生活在西方国家的藏族，我自己也有亲属生活在美国和西欧等经济发达国家。据我所知，目前，在西方从事藏独活动的急先锋多为出生并生长在国外的藏人。他们对于国内的情况，尤其是西藏的现状知道的很少，听信舆论和分裂势力的怂恿，进而积极组织和参与藏独活动。此外，通过组织和参与藏独活动，得到一些西方非政府组织和部分民众的支持，进而更好的在西方世界生存，这才是这些人士积极从事分裂中国的主要动力。近几年，美国等西方国家从尼泊尔和印度接受了许多所谓西藏难民。我在纽约和波士顿等地就遇见了许多我的同乡，80年代他们还在拉萨等地做旧货买卖，是不折不扣的商人，多年后见到他们时摇身一变，无一例外的拿到了美国的政治庇护，成了受美国政府庇护的难民。细一打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听说美国政府要接受难民后，冒充被中国政府迫害而逃亡国外的喇嘛，通过政治上的申诉和经济上的贿赂，最后打动了美国政府，成为了所谓的难民。来到美国后，这些人才知道，美国并非他们心目中的天堂。上个月我就在纽约的唐人街见到了这样一个远亲，他说：他就在唐人街的一个中餐馆里打工，太阳出来前到地下室打工，太阳落山后回到新泽西的住处，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要不是因为申请难民时，因贿赂尼泊尔官员而借了寺院大量债务，他一定要回去。他还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幸好懂一点汉语，可以在中国餐馆打工，否则无法在美国生存。”

　　“之所以要说这些，一是想说明，现在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多数藏人并非难民，除了从中国大陆过去的以外，还有部分是出生在印度和尼泊尔的第二代藏人。你们注意没有，西藏流亡政府中达官贵人的很多子弟也已迁居西方，其中多数就在美国，他们中的许多人担任了扎根于西方国家的藏独组织的领导人，为了生存的需要，组织和参与藏独活动并不令我感到新奇。”

　　美国留学生问：“您接触过的美国青年对“藏独”的态度如何”？

　　罗绒占堆研究员回答：“不可否认，美国有许多青年同情乃至支持‘藏独’。我认为这属正常，因为青年涉世不深，他们深受媒体和舆论的影响。你们注意没有，多数西方媒体对于西藏的报道总是负面的，而当我回到国内，国内的报道总是正面的。这就要我们进行正确的判断，作为一名学者，我引用媒体的判断，但我不坚信媒体的判断。我在我的研究中，始终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独立判断为基准，而后再引用政府和媒体的观点和数据。我也希望同学们不要完全受媒体左右，学会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并在做出独立判断后表明态度。”

　　美国留学生问：“你对西藏独立问题如何看待？”

　　罗绒占堆研究员回答：“据我所知，在藏文中还没有一个能够准确表达‘独立’的词句。藏人以沟谷为家，家及其家所在的沟域概念扎根于藏人心目中。因此，‘藏独’问题从一开始就是某些政治集团为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而‘秀’的一个政治游戏。”